知识点一:让科学走下神坛
“迷信”在中文中应该是个贬义词,而科学通常是被放在迷信对立面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就掀起了讲求科学,破除迷信的运动。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提倡科学,拥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骁将陈独秀对科学Science一词的尊称)的效果如何呢?一方面来讲,中国的科研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从绝对水平上讲,还是用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相对地位来衡量,都是如此。同时,国民的科学知识水平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国民普遍的科学素养的提高则相对非常缓慢。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在破除了旧迷信,赶走了玉皇大帝和如来观音等旧神祇的同时,又塑造了一个新的神,迷信这个新的神,拜倒在它的脚下,这个新的神恰恰就是科学。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科学和迷信明明是对立的,这一点中国老百姓都很清楚,你为什么还要说大家迷信科学呢?”我们不妨将很多人对科学的态度,与教徒对宗教的态度做一下对比,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说那些人迷信科学了。
首先,宗教最大的特点是盲从,无论是源于中东的一神教还是东方的多神教都是如此。大部分宗教对教徒最基本的要求不是约束行为规范,而是一个简单的“信”字。(无论基督教的忏悔还是佛教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是强调信仰)。它们最不能容忍的是对神和教义的怀疑。国内常常听到人们在讲,“我们信仰科学”,这让人觉得很可怕。科学强调的是怀疑而不是信仰。很多人跟别人辩论时说不过人家了,就抛出一句话“这是科学”,隐含的意思是,如果你再怀疑,再不信我的话,就等同于异教徒了,这实际上已经把科学当宗教了。反过来,不少人认为,只要我信了科学(即便不懂其中的道理),就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和教徒对待宗教的态度无异。
第二,宗教另一大特点是具有道德优越感,要求教徒崇拜它,并以它的神为荣耀,而它的教徒也能够这么做。一个真正的教徒(不是到教会里骗吃骗喝的人)因他所崇拜的神而产生的荣耀,以及对神在世俗的代表(大主教、牧师等)的崇拜和敬意。类似的,在中国,科学成为了高尚的代名词,科学家原本只是一种职业,却被看成一种荣耀,很多人对科学家的敬仰,就如同一个教徒对大主教的敬仰一样。很多人,正是因为把握了科学崇拜者的那种心态,才得以用科学包装自己,在中国“封神”。
第三,宗教徒喜欢相信书本上的教条和权威人士给出的结论,而不是尊重事实,更很少地追究其原因。在历史上,基督教留给后人的一个笑话就是,凡事总说“基督说……”、“亚里士多德说……”,或者“阿奎纳说……”等等。在国内,在媒体上经常听到、看到这样的话,“专家指出......”,隐含的意思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因为专家发话了。这和宗教人士所说的“亚里士多德说……”,或者“阿奎纳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当然,很多人对权威人士这四个字已经反感了,因为他们发现专家的话常常和事实相反,但是,很多人依然相信科学家(或者专家)给出的结论就是对的。在很多问题上,大家对一个结论正确性的评估标准,不是衡量它是否和事实相一致,而是看说这个话的人在学术界的头衔有多高。很多所谓信仰科学的人,在和别人争论时,张嘴闭嘴就是“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又不是学xxx的”,这是典型的宗教徒的论证逻辑。
对于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很多人不是通过学习把那些事情搞明白,而是寄希望于专家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好像只要是专家给的结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相信了。事实上,很多事情一时给不出结论,而专家在给出结论时,常常因为自身的利益而带有倾向性。
还有一条,宗教故意制造神秘感。科学本身并不具备神秘感,但是在中国,它却具有了神秘感,这首先是大家把它祭到了神坛上,另一方面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故意把自己神秘化,让外人觉得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相反在美国,那些我所提到的大科学家,像《数学之美》里介绍的贾里尼克,《大学之路》里提到的朱棣文,都是很普通的人,一点也不神秘。
现在你可能理解为什么科学在中国被宗教化了。如果你环顾一下周围的人,你可能会发现,咦,还真是这么回事,确实有不少像信仰宗教一样崇拜科学的人。因此,国民的科学素养相对我们的科技水平比较落后,并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在拥抱科学一个世纪之后,国民的科学素养不能够和科技水平同步前进呢?为什么人们在推翻了玉皇大帝、如来观音这些神的同时,又塑造出一个新的神呢?这里面固然有整体科技水平还不够发达,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还不够高等各国都有的原因,还有两个中国特有的原因。
首先,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或者说发展科学技术,一直是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因此它的“正确结论”(其实是相对正确的),直接应用后就可以发展生产力,带来财富。这使得全国上下逐渐形成一种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的心态,实际上科学的本身最看重的是过程,而非结果。
其次,当初陈独秀所倡导科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掌握科学知识,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它的批判力量和理性精神,反对旧的宗教、艺术、道德和思想。这一点,在中国一直没有认真去做,以至于很多人对科学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字面上,而旧的文化和思想依然存在,因此很多人在抛弃了一个神之后,又竖起了另一尊神。
知识点二:在美国学术造假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月刊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话题的。
这篇文章其实是发酵一件在2013年被揭露出的杜克大学学术腐败案(波茨-康德案),这件事在当时就比较出名,但是因为涉案人员多,金额大,因此至今还没有了结。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波茨-康德过去是杜克大学的一名生物学家,2013年,杜克大学发现她用公家的信用卡从亚马逊、沃尔玛和塔吉特先后购买了2.5万美元的日用品。要知道,亚马逊、沃尔玛和塔吉特都不是什么高档商店,没有什么奢侈品,因此波茨-康德博士这么做可能是补贴家用吧,当然这显然是违法行为,因此杜克立即开除了她。(她的名字中间用了“-”,而不是圆点,这表示波茨是她娘家的姓,而康德是她嫁人后老公的姓。)
由于校方也收到内部人士举报波茨-康德女士可能有“学术诚信”问题,于是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不查则已,一查结果明显不能再糟糕,波茨-康德的大量实验数据无法被验证,以至于过去发表的很多论文都被学术期刊撤稿或者标上了“表示关切”的标签。这件事情如果彻底被揭出,对于杜克这样一所世界著名大学,无疑是重磅打击。因此,杜克心知肚明后,没有让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对外,杜克大学只是宣称波茨-康德女士的离职是正常人事变动,全然未提巨大的学术污点。
不过,这件事杜克想压是压不下去的。两年后,也就是去年11月,波茨-康德女士又一次接到联邦法院的传票,这一次可不是因为贪污的那2.5万美元公款了,而是说她伪造的数据可能帮助自己原来所在的福斯特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骗取联邦政府总计2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和补贴,已涉嫌违反《虚假申报法案》。如果罪名成立,按照这项法案,杜克大学可能要倒大霉,因为法案规定,骗取联邦政府科研经费,不仅要如数返还,还需要缴纳最高可达3倍的补偿款。这样一来,最坏的情况是杜克大学不仅要交回两亿美元的科研经费,而且还面临六亿美元的罚款。即便对于杜克这样比较有钱的大学,这笔罚款足以让它陷入财政危机。
当然,杜克要捍卫自己的名声和利益,不会轻易认输和缴纳罚款,因此这个官司会打下去。如果杜克没有胜算,可能会谋求庭外和解,缴纳部分罚款结案。估计结果是,杜克退还部分科研经费,象征性地缴纳一些罚款,即便如此,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对杜克来讲经济损失也不小了,而学术声誉的损失更大,以至于以后杜克科学家申请经费都会遇到麻烦。
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因为学术造假使得政府和大学对簿公堂的大案有四起。其中有两起是大学认怂,庭外和解,缴纳部分罚款和支付律师费(律师费基本上和所缴纳罚款的比例是1:1)结案,一起是大学获胜,另一起基本上是平手,法庭网开一面免除了对大学的罚款。杜克这一起比前面的在金额上大出了一个数量级,因此备受学术界关注。
这位波茨-康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10多年前她刚到杜克时,一度被认为是明日之星,因为她在被查出拿公家信用卡消费前的九年里,累计发表了38篇论文,其中很多是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的。靠这些论文,她所在的实验室从美国医学院(NIH)拿了49个科研项目,经费高达8200万美元,此外,杜克其他教授利用她论文中的数据,拿了15个科研项目,经费高达1.2亿美元。然而,后来由于学术界常常无法重复她的实验结果,因此她有15篇论文被通知撤稿,4篇部分撤稿,3篇要求补充数据。这也是我经常讲,实验能重复是学术界的规矩,正因为有这样的规矩,才避免了很多学术造假。
就在学术界开始怀疑波茨-康德女士造假时,她的同事托马斯(Joseph Thomas)等人开始爆料波茨-康德几乎在参与的所有实验和项目中篡改数据,甚至很多实验根据需要伪造数据,或者根据假设所需篡改出炉的数据,使其具备统计意义。
托马斯等人为什么要站出来揭发波茨-康德和杜克呢?除了道德的原因,还有经济原因。近年来,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都能靠《虚假申报法案》打假收缴35亿美金的罚金,而举报者是有奖金的。在2015年,举报者通过举报700起此类案件,获得了5.97亿美元的奖金,当然这些举报者大部分不是在学术界。
接下来波茨-康德会面临什么处罚呢?有可能是牢狱之灾。在她之前一个类似的案件是一所州立大学的化学家安妮·杜汗案,由于随便编造实验结果,骗取经费,她被判处了5年监禁。
那么杜克大学对此是否有责任呢?当然现在杜克声明,那是个别学术人员行为不端,是私人行为,研究机构并不知情。杜克大学发言人舍恩菲尔德公开声明,校方也是在2013年康德盗刷信用卡事件曝光后才发现了她学术不端的问题,并立即通知多个联邦机构,还按照联邦法律要求,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从此撇清和波茨-康德的关系。但是,外界认为,数据造假对获得经费至关重要,因此有知情不报的动机。不过,作为控方的政府需要证明大学管理层在意识到学术欺诈后依旧纵容,并借助这些虚构的结果牟利,才有可能胜诉并对杜克要求赔偿。这件事其实很难办到。
杜克大学是否真的在此前对康德的学术造假毫不知情,并在之后尽力配合调查?这两个问题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案件走向的关键。事实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位教授曾怀疑波茨-康德的学术成果涉嫌伪造,并出于好意提醒过杜克那个研究中心的主任福斯特教授。然而,后者并没有给过任何有价值的反馈。这就有可能被视为杜克包庇波茨-康德的证据。
中国人喜欢将科学宗教化,并且迷信科学家。其实科学家都是人,不是神,凡人有的弱点他们都有。具体到学术造假,这是全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2009年,一项调查称,20%的科研人员承认自己修饰过数据,比如为了得出更好看的结论修改实验细节、使用不适宜的研究方法,甚至直接修改研究结果。学术造假的恶果并非浪费一点科研经费那么简单,有时是要搞出人命的。
现在,杜克大学的案子恐怕会让全美国的科研机构都内心一紧,它会被载入史册。在某种程度上,它既为无耻的造假者们敲响了警钟,也为举报者们打开了大门。不论这个案子的结局如何,至少对于一心要息事宁人的杜克大学来说,希望已然落空。现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在看着它了。也希望中国今后能够对学术造假者追究刑事责任。
你是否同意一个观点,不要迷信科学结论,也不要迷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