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一枝从江西的荣仁堂迁居湖北公安郑家台,曾祖父去世很早,我祖父一手把两个叔祖父拉扯大。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军侵华,华中沦陷,祖父做过三任保长,最长的一任任期三年。1954年大水,我祖父和二叔祖父迁至如今的新红泥港子村。
土改时期,阶级斗争很厉害,我祖父做过保长,给日本人拉壮丁收租,自然受到了牵连,但在任保长期间,没有酿成血案,没有结仇,同时自己好赌博,把郑家台积累的几十亩地的家产挥霍的干干净净,再加上自己为人仁厚,从不得罪人,拥有良好的人脉,终归没有划成“黑四类份子”,而只划为了“坏分子”,是最轻的一种。
批斗是那时候的家常饭,头带高帽,胸挂牌子,打锣游街或者绑在树桩上示众,祖父那时年事已高,凭借良好的人际关系,逃脱了前两次的批斗,仅遭受到了第三次批斗,差点死在了游行的路上。80年代初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多岁。
三叔祖父投身革命,参加了渡江和解放南京战役,一直打到福建,准备奉命调往东北参加朝鲜战争,由于恋家,1950年带着军功转业到了公安南平棉花采购站,婚后无育,欲立我父亲为嗣过继给他,因我父亲长房长子,而且独子,未成此事,后来我祖父弥留之际,要求立我弟弟为嗣,顶他的班,吃国家饭,当时我弟弟年仅三岁,无人照顾。2003年去世,享年85岁。
由于我祖父败光了家产,同时宽厚仁爱,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得较好,在50年代,没有评为为富农,而只是定性为“贫下中农”。不过这个阶级成分的划分,也剥夺了我父亲的出路,60年代新红小学缺语文老师,从学识方面讲,我父亲都是第一人选,但苏泽华是贫农出身,阶级成分好,自然优先选用他,后来苏泽华准备当兵,才改由我父亲教书,三个月后苏泽华当兵的事情没有弄成,我父亲又只好把教书的岗位拱手相让。
我父亲,一辈子谨慎小心,从不张扬,今年已经73岁,风烛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