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适值国民党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诸多高层官员和上层知识精英对中日间新的军事冲突十分关注。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讲，指出：“卢沟桥事件，要和日本作最后的解决……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他表示中国“并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并提出了对日交涉的三点底线原则。
19日，蒋介石再次向外界公开发表了对待卢沟桥事变的声明，明确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最低限度的条件，强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蒋介石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其立场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惜抗战和牺牲。
就在全国人民爱国意识高涨之时，在谈话会期间，汪精卫发表了一篇《最后关头》的讲话，表面上大谈抗战到底，阐述誓死抗战决心，但实际上却在宣扬抗战必亡的民族失败主义,。汪精卫甚至说：“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抗战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极力阻挠国共合作，反对全面抗战。
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以周佛海为代表的“和平派”回到南京。随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 日本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多次派出大批重型轰炸机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国民政府党政军重要机关进行轮番轰炸。
为躲避空袭，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南京西流湾周佛海洋房的地下室中避难，有的人甚至就常住在那里，召开谈话会讨论时局和战局。
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仇视和恐惧普遍高涨的抗日情绪，讽刺国民党内主张抗战者是唱“高调”，厌恶国民政府内高唱入云的抗战基调，认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等誓死抗战的言论都是唱高调，宣称自己是低调分子，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主张“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让步，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为实现“中日和平”而积极奔走的秘密组织。
胡适将这一组织称为“低调俱乐部”，成为和平派讨论对日政策的大本营, 目的在于抵制当时主张抗战的政治氛围。
汪精卫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之职，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对日的外交方针，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汪精卫也因此而成为“卖国贼”、亲日媚日的代表。“卢沟桥事变”后，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暗结低调俱乐部，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对抗战前途更加的悲观。
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的实际组织者。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政略部副部长的周佛海，主要负责研究对日政策问题，在制定对日政策方面周佛海夸大中国的积弱与日本的强大。
其他主要成员还包括：外交官高宗武时任亚洲司司长，负责办理对日交涉事务；陶希圣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梅思平时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熊式辉时任江西省省长兼大本营第二部长；胡适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这些人都是政学界的高官显贵，社会贤达，但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缺乏信心，支持和同情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成为“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
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高层曾一致通过了抗战决策，战时决策体制初步形成。然而，随着战局严酷性的展现，“低调俱乐部”早日谋和的主张开始抬头。
周佛海借助蒋介石宴请学术界名流的机会，请胡适与陶希圣向蒋介石进言，提出和平意见。但是由于蒋介石在午宴时不停地谈论抗日主张，胡适和陶希圣等人极难说话。只是在宴会结束，胡适才在告辞时向蒋建议对日问题可以咨询高宗武。
周佛海策动《大公报》张季鸾等人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要适可而止，绝对不要扩大事态，以免中日和谈之门关闭。
他们甚至不惜违背民心，逆历史潮流，积极地策划如何与日本直接谈判，乞求日本接受中国政府谈判、停战的要求，以外交的方式结束战争。
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胡适等“低调俱乐部”成员商议起草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并托汪精卫转交蒋介石，但被蒋介石拒绝。
在“低调俱乐部”看来，蒋介石对抗日战事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
而在蒋介石看来，“低调俱乐部”属于书生误国，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
经过9、10两月的激战，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撤出上海。一个月后，首都南京失守。不到半年时间，中日军队从华北的局部冲突，迅速扩大为全面的战争，正面战场接连遭受重挫，战线不得不西移。
国民党高层弥漫着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议和甚至乞和的大有人在。即便是蒋介石本人，在和与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在战局失利时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
低调俱乐部消极抗战、寻求和平的思想，使“低调俱乐部”成员一错再错。随着1938年日本交叉使用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的手段，国民党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公开分道扬镳，最终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脱离抗日阵营，公开地投敌叛国，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被千夫所指，大事挞伐。
好在，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能以国家存亡、民族根本利益为取向，以维护国民政府的独立和尊严为底线，顺应举国上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民意，克服了各种干扰，抵制了“低调俱乐部”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力图实施，促成了战时决策体制的形成，表明和守住了抗战的基本立场，使得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破灭，也使得打着“调停”、“议和”旗号的迫降活动趋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