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樊锦诗先生是2019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之后。那年，我代高三语文，所以出于为学生作文准备素材的“功利”目的，我从网上下载了当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即颁奖辞打印成册（其实四开纸也不过七八页而已）下发给学生，而我也就此认识了这位生长于上海，就读于北大，却扎根西北大漠、守护千年石窟近60余年的“敦煌的女儿”锦诗先生。然而也仅止于知晓先生的一些丰功伟绩，记住了组委会给先生颁奖辞——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再次了解先生是我所在的学校兰州天立，于2024年读书日在全校师生家长中开启的“一城一书”读书活动，学校所选的读本正是先生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为了给学生做个榜样，也更是因为对先生的景仰，我认真拜读了这本先生口述，北大顾春芳教授撰写的传记，真正的感受了先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大家风范。

先生之业绩虽未盖棺，但历史早有定论，无论是媒体所誉“敦煌的女儿”，还是国家给予的“改革先锋”等荣誉称号，从民间到朝堂，从百姓到官员，对这位耄耋老人的赞许，皆出自一片至诚之心，毫无溢美夸饰之词。所以我也无需用我浅薄的笔墨去赘述，以免亵渎贤达。

在这里我想先提另一个与莫高窟至关重要的人，他是个目不识丁的小人物，若不是因缘际会，历史的夹缝里也不会留下他的名姓。然而命运偶然会让小人物创造历史，这个先做清兵后当道士的湖北人王圆箓成了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这于他而言是一件莫大的幸运——他成了中国古代一段灿烂历史文化的见证者，而这于中华文化而言吧，却是莫大的不幸——正是这个王道士的无知愚昧、贪财好利，造成了这些重要历史文献、文化典籍的流失被盗，王圆箓这个名字也真正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又警醒后人。

照片里的王道士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里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然而就是这一个卑微渺小的凡夫，仅为了一点少的可怜的银钱，将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交给外国探险家，一箱箱地运出国门，运进巴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以致多年后，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只能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里买取这些文献的微缩胶片，以至于进入新千年还有外国学者感叹“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世界”。

当我们想要谴责于他的时候，他却只会漠然的站在一旁，心中愤愤然我们的大惊小怪——一堆破纸、几幅烂画，换来几许银钱，不仅富了自己，多余出的还可涂白几间石窟，让其成为明亮的客堂，以待外国的贵客光临，满清的官员莅临，前者予财，后者给权，何乐而不为乎？至于我们这些无权无钱之人在他眼里本就是无关紧要的闲人，他不呵斥驱赶就已经很有主人风范了，甚至他会以为我们是些疯子在胡言乱语，索性不加理会、不屑为伍。

阿尔贝·加缪说过“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如果缺乏理解，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

如此想来我们内心的愤恨，对于愚昧无知的王道士而言，似乎是一种苛责了，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满腔愤恨，只不过不会只指向王道士，更会指向愚昧无知的世道人心。在那个文盲率超过99%的时代，如王道士这般的自以为好心却铸成大错还不自知者不胜凡几，我们今人的愤怒指责又能改变什么呢？好在，在今天这个昌盛的时代，绝对的文盲几乎绝迹，藏经洞的耻辱不会重演，因为守护历史几乎成了每个现代人的共识，更何况有锦诗先生这般见识广博、才华卓著、学养深厚的专家的引领，总会让我们少走些弯路，避过些陷坑。

先生自陈：“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从1963年毕业分配到敦煌，到2018年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共计55年，其间经历了物资的匮乏，父亲的含冤去世，母子的分离，夫妻的分居，工作的变动，丈夫的病逝，如此种种生活的艰辛，人生的不易，不胜枚举，但先生不改初心守一不移，从一线考古到主持管理，总是心无旁骛的守护敦煌，想方设法的让千年敦煌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大人物，面对别人的敬仰赞许，却总是谦虚的说：“因为敦煌莫高窟特别重要，特别有名，全世界都关注这个地方，所以自己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

“光而不耀，静水流深”。先生的专业博学世所共知，但却总是秉持谦卑之心，不因力量而跋扈，不因有知而无畏，在先生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文化学者的社会良知，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历史担当，一个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掩卷长思，无知者愚，有知者谦。而这样的锦诗先生，才会有“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