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分析了《伯夷列传》第一段的逻辑。司马迁想从历史上选出能体现“让”德的列传人物来开始列传一体，考虑到许由等人的事没有多少根据，不予立传，于是选了孔子经常提到的伯夷叔齐。接下来，司马迁就开始说伯夷叔齐的事迹了。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

译文：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老记着以往的恶事，因此心中的怨意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的呢？”我为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看到（那些）逸诗有（值得探讨的）特别之处。他们的传记上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父亲去世之时，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也逃走了。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赡养老人，“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东进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还大动干戈去打仗，称得上孝吗？身为臣子，杀害国君，称得上仁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动手杀掉他们，太公说：“这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于周朝，而伯夷、叔齐却以之为耻，坚持道义，不肯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采食薇菜。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那薇菜呀！用暴力取代暴力啊，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啊。神农、虞舜和夏禹，倏忽辞世啊，我辈归向何方？哎，命道衰微了啊！”（二人）最终饿死在了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

读这一段，我有两个问题。首先，孔子为什么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这个“旧恶”是指什么？根据什么说他们“不念旧恶”？其次，“轶诗可异”，异在何处？

对于第一个问题，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的解释是这样的：“旧恶……一说此恶字即怨字，旧恶即夙怨。”“盖二子恶恶严，武王伐纣，二子犹非之，则二子之于世，殆少可其意者。然二子能不念旧恶，所谓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其心清明无滞碍，故虽少所可，而亦无所怨。”你看，其实钱穆先生也只是猜想而已，整段的第一个字是“盖”，大概，不确定啊。孔子吧，喜欢说话只说后半部分，前半部分的论据总得让人去猜，真当他的学生，思考一番之后不能体会，还能屁颠儿屁颠儿跑去问个究竟，可怜我辈，就只能各凭本事了。总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找到答案的。

第二个问题，“轶诗可异”，异在何处？这里的“异”应该是就孔子的观点“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说的。伯夷叔齐作诗：“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司马迁看到这个，觉得这是怨词，是牢骚话啊，伯夷真的不怨吗？这与后面司马迁说“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可以相互印证。也就是说，司马迁对孔子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伯夷到底怨不怨，各有看法，认为两人不知变通、死守君臣之礼的，肯定也大有人在。读历史有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问题，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去评价古人，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个人认为，孔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才是一句真实中透着残忍的评价。

如伯夷叔齐，为求仁守仁，舍家弃国，饿死首阳山。如果他们有怨，那又是怨什么呢？怨父亲不该欲立叔齐？怨周武王不守仁义？怨世道衰微？还是怨他们自己不能改变这世道？

现代社会多以社会地位、物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而忘了“求仁得仁”这一个古老但却最贴近人性的标准。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去追求“仁”，我们可以把“仁”换成任何想要的东西，如健康、幸福、友谊、财富、声名等等，你要什么，勉力去做，最后也真的得到了，那有有什么可怨的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事实——追求一样东西，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在整个追求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有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如果走到一半，回头发现自己付出的实在有些多，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时，再拿“求仁得仁”的标准来权衡一下，你到底最想要的是哪一个？如果还是保持初心，那你就继续走，反之，大可退而求他仁。整个过程，不管付出多少，都没什么可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