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接着上文继续介绍了他独自从北京租车沿着北方长城自驾游的经历，途径河北的长城，他和当地人做了深入交流，从一位老者那里了解了长城~长长的城墙，这个基本概念。文中也记述了旅途中20世纪初北方的社会现象和风土人情，那个年代的中国北方真是太简陋啦，人文也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些事看着挺有意思的。
有一次，在雍和宫附近，一个驾驶员开着车从后面撞上了我租来的车。我下车看了看擦刮的痕迹，对方驾驶员连个开场白都没有，开口就说道：“一百块。”这相当于十二美元。在北京，对那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来说，这点钱是赔付的起点。王先生接到我打过去的电话，听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同样立马就答复我：“要两百块。”我又回过头来跟那个驾驶员讨价还价，理论了四五分钟的样子，他最后答应赔给我一百五十块。王先生很满意。他明白，不可能你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他更明白，交通事故不见得全是坏事——发生类似的小刮蹭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这类交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所以我猜测，“首都汽车”里面的几个人也许自己截留了那些赔款。（被作者猜中了，现在也有这样操作的人）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郊的乡下开车，撞上了一只狗。那狗突然从一所房子后面窜出来，猛地冲到我的车子前面。我赶紧打方向，可还是没来得及。这样的问题很平常——中国的狗，跟乡下的人一样，对周围出现的汽车还不太习惯。我还车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右侧大灯的塑料罩子已经被撞破，似乎十分开心。他问我撞上了什么东西。
“一条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吧？”他问我。
“有问题，”我说，“死了。”
王先生似乎更开心了。“你把它吃了？”
“不是那个类型的狗，”我说，“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有时如果驾驶员撞死了狗，”王先生说，“会把死狗扔在尾厢，拖回家去，煮着吃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在开玩笑，因为他自己也养了一条狗。不过在中国，这不一定跟饮食禁忌有关系。作为对灯罩的赔偿，他收了我一百多块钱——跟一次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赔偿标准差不多。（吃狗肉现在总体比较少了）
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哈哈，中国通的感觉，先斩后奏）。停车场里最大的车辆就是越野车，切诺基7250型的，他们给我的特价是每天两百多块钱。车身是白色的，镶边上有紫色图案，车门上印着一排英文字“City Special”。这一排英文说得很精确——这种车辆在粗糙的路面上一无是处，因为它是后轮驱动。我敢肯定，在我旅程中的某个点上，这辆车要么会陷进泥浆里，要么会陷进沙地或者雪堆里。可是，现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首都汽车”提供不了更好的车型。再说，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还可以找风水先生张宝龙帮忙。在他的名片上，印着“拖移车辆”这项业务——项目编号是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这风水先生的业务范围比王林大师还广，哈哈）
在穿过省界前的最后一个村子里，我把车停了下来。这个地方叫作宁鲁堡，这一带很多城镇的名字均含有“堡垒”的“堡”这个字，因为这些地方曾经是明代的卫戍要地。在宁鲁的场镇中心位置，依旧矗立着一座古代堡垒，村子周围围着一段段夯土墙。村子里仅有一百二十口人，在古代军事要塞的映衬下，现代村民简陋的住房显得十分矮小。（直到今天，我们的地名还有很多类似这样有意思的地方）
在有文物古迹的村子里停留时，我总会问有没有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在宁鲁，村子广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立马接过话头。“找老陈说说看，”一个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蹒跚着要去找他。五分钟后，陈振（音译）来了。老陈五十三岁，常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纪实文化描绘的栩栩如生，这种风格在我老家小时候好像也有呢）。跟宁鲁传承了这些夯土墙一样，老陈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着——从宽大的制服，到风化变脆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都仿佛是已然南逃的败军留下的废弃之物。
所谓研究，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是个农民，过去当过党支部书记，算是共产党设在村里的最高官衔了。现在他退休在家，不过种了两亩地，种植土豆。他还养了五头羊。他告诉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他只读到六年级，不过完全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退休后，老陈经常跑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左云县档案馆去。他查到了一些关于当地防御工事的资料，然后对那一带做了些调查，试图把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联系起来。他也走访过宁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记得跟日本人打过的那场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砖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个年代。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解这些历史。”（老年人同样也有做事的想法，得尊重这些奉献者哈）
到了夜间，我很担心有人——特别是警察——前来拜访我。在中国，还没有驾车巡游全国的习惯，而且针对外国人有很严格的规定。按照规定，我不可以把City Special开出北京城。西部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完全不开放，原因可能是贫穷、民族关系紧张，甚或是军事设施。严格说来，作为外国记者，在出游之前，应该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购买了帐篷——我希望避开那些小城镇的旅馆，因为他们需要随时将住客名单上报警察局。（来了中国以后，何伟入乡随俗啦，学会了变通）
一路上，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并尽量遵守。日落后安营扎寨，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从不生火什么的。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我尽量寻找那种专门接待大货车驾驶员的旅馆，因为他们那儿外籍客人极少，一般都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那种登记表。我通常带上足够维持几天的饮水。驾车时，我要靠咖啡或糖来帮着提神，所以，吉普车的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以及糖果。如果驾驶多时而没有洗过澡，我会找个理发店停下来，花钱洗洗头。每个小镇都有理发店，包括洗头和做头部按摩这样的标准服务只需要几块钱。中午时分，我通常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我从不在夜间开车。（这种贴近现实的旅行，感受必定颇深哈）
即使在今天，道路行驶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在城区开车依然需要冒险精神。如果那个地方的驾驶员主要是新手，其中的麻烦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这段描述至今有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人开车的素质呢，无知者无畏吧）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哈哈哈哈哈哈，这段算是何伟的点睛之笔，写的太牛逼啦，栩栩如生，声情并茂，忍不住跟着读，中国特色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