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见《我不是药神》的电影海报时，这部电影还没有爆红。海报上的人咧着嘴肆无忌惮地笑着，海报上徐峥的出演甚至让我认为：这是一部类似于《泰囧》一样的喜剧片。然后在短短的几天后，《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震撼了所有小看它的人。也是在看了这部电影后，才发现海报上夸张笑容背后的心酸与无奈。

1.从商人到救世主

在整个电影中有很多条线索，其中一条就是程勇这个人身上发生的巨大改变。

在电影的开端，是一个脏乱的街头，程勇蓬头垢面地玩着电脑上的游戏，漫不经心地打理着“印度神油”的生意。

这个时候的程勇，甚至不能称之为是一个商人。他有一个重病需要人照顾的老父亲，有一个破碎的婚姻，还有一个随时会被前妻抢走的孩子。像这世上的许多人一样，生活中充斥着心碎和妥协。

直到吕受益的到来，程勇的生活和这些白血病人们开始有了交集。但是在这个阶段，程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一切行为以赚钱为目的，在这个时候他不会意识到这条路的尽头是救世主的光环。

“我不想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

在程勇走上这条道路开始，他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直到吕受益的死亡，唤醒了程勇，让他看到了白血病人的煎熬和痛苦。于是，程勇慢慢上升成了救世主一样的角色。他不挣一分钱，甚至用工厂的利润倒贴，让救命的格列宁源源不断地跨越海洋流到病人手中。

2.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瑞士格列宁公司VS印度格列宁工厂】

在瑞士产的格列宁，正版药一瓶要4万块。而在印度，即使是药店的零售价也仅仅是2000块，更不要说出厂的价格是500块一瓶。同样的正版药，价格却相差了20倍，仅仅是因为瑞士格列宁有正当的渠道，受到法律的认可。

而这两者相差的，绝不仅仅是价格上的差距。

当印度格列宁被大量地走私到中国后，很少有人愿意花高价在瑞士购买昂贵的正版药。因此瑞士药厂的利润大大降低。然后他们采取的手段，除了联合警方逮捕程勇，更是直接起诉印度政府勒令他们停止生产，从根源上断了印度格列宁的出售。

印度国人收入实在是太低了，国际大药厂的正规药印度人是绝对吃不起的，你如果再不让它生产点仿制药，那么多人死亡怎么办？

仅仅是为了一家公司的利益，直接断了印度这个国家生产廉价药品的权利。这就是瑞士的强势和印度的弱势——你让我少挣钱，我要你国人的命。

原来“穷病”不仅仅发生在每个个体、每个家庭，更发生在每个国家。国家的贫富直接与国人的命运相连接。

“命就是钱。”

而为什么印度能够成为“穷人的药房”，如此大规模的仿制却之前一直被默许呢？

国际大药厂跟印度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国际大药厂十几年来都在印度试药，要测试很多例，要很长时间的观察，得知这个药真的没有副作用，才可以把这个药安全的推广到全球。2005年的时候，印度政府修改了相关法律，允许国际大药厂在印度简直是肆无忌惮地开展临床测试。

一方面印度人工费用本身就很低，测试一个药一天给个印度人一两美元就OK了。另一方面印度很多人文化水平并不高，根本就不清楚国际大药厂找他试药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工作。

有一则数据统计，十几年间国际药厂在印度测试了将近500种药，其中只有17种药获得了成功，可以进行推广。

也就是说还有400多种药是不成功的，这400多种药被分发给了五六十万的印度小白鼠，而且都遭遇到了失败。

而因为临床测试产生出来的伤亡问题，国际药厂只要拿出一点点钱来赔偿就可以了，这在发达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3.电影中人物角色塑造

我觉得这部电影中对人物的塑造是非常巧妙的。莫名会让我想到《红楼梦》中对于人物的塑造——主要人物面面俱到，配角的场景虽然不多（所谓的扁平人物），但是某个时段赋予其戏剧性的场景，这个人物一下子就变高大了。

好比《红楼梦》中的晴雯撕扇子、鸳鸯剪去一头青丝誓绝鸳鸯偶这一类的场景。在《我不是药神》中，有几个瞬间一下子把人物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谭卓饰演的六院群主刘思慧，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名，程勇见到她却完全无法将她和“白血病人”四个字联系起来。

“她不是，她女儿是。”

这一句话出来后，顿时刘思慧这个人物形象就变得高大了。她不是什么脱衣舞娘，她只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性命，把自己跌入风尘的母亲。 

还有之后程勇卖药挣了钱以后请所有人喝酒，千金买一个思慧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让那个男人去跳舞。思慧肆无忌惮地笑着喊“脱裤子，脱裤子”，仿佛在疯狂地嘲笑着昔日在那里跳舞的自己。然后，思慧笑着笑着眼眶就闪出泪光了。

这个场景的设定让观众发现了思慧坚强背后的脆弱，把她的形象刻画得更加真实和丰满。

还有刘牧师为了救病人，放弃了自己“不能撒谎”的信条。他明白信上帝不会让白血病人活下去，但是格列宁可以。电影把刘牧师这样一个虔诚信徒为现实生活所妥协的场景展现出来，侧面突出了白血病人这个群体的无助。

4.“曹队长，法大于情的事，你见得还少吗？”

作为一个警察，曹斌是正义的化身，但是渐渐地曹斌开始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是正确的。整个影片当中，曹斌从与程勇对立到最后两个人的和解，他自己也找到了内心的答案。法律的漏洞或不合理让警察变得迷茫，甚至同情犯罪嫌疑人。不抓，不合法；抓了，会死更多的人。

曹斌的上司坚定地选择了法。他告诉曹斌，我们是执法者，我们应当做的，就是维护法律，维护秩序。

曹斌执法多年，自然明白法不容情。可是当身患白血病的老人握着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我只是想活下去”时，曹斌坚定的执法信念彻底崩盘了。他可以接受法高于人情，却不能接受法高于人命。

“法大于情”有关情节在东野圭吾的犯罪推理小说中尤为常见。《犯罪嫌疑人X的献身中》明明是受害者的母女二人却因为保护自己而犯下杀人罪，《红手指》和《彷徨之刃》中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也明显属于“法大于情”。在这些情节中，往往有警察的迷茫和痛苦。

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不是药神》想反映的问题就是“法大于情，也大于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