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英文名称叫做——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翻译过来就是《无关紧要的1587年》。
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这些看似末端小节的事，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这一年无关紧要，什么都没有发生，洽洽因为如此，明朝错过了通过改革振兴自强的最后机会，从而一步步走向衰亡。
这本书采用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叙述了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几个典型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烈或壮志未酬，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他们都曾试图努力过，然而明朝以“仁”治天下的立国之精神，单纯以意识形态来约束子民，用道德代替法律的制度，注定了这个时代衰落的命运。
作为一个体制内工作者，读完此书更是感慨不已。首辅申时行洞察文官的双重性格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这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他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两极的做法是“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正是因为申时行对人性的深刻洞悉，充当“和事佬”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才能维持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平衡，协调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之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重文轻武的政治局势，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
由此看来，中国圆融的处世之道由来已久，体制内很多问题的存在也是制度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比如现在比较普遍的“忙闲不均”现象，常有人抱怨领导分工不合理或者同事懒散不作为，然而究其根本原因是当下体制内考核体系不完善、激励机制不健全，导致能者多劳、多劳者不多得。没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无法扭转局面。即使万历贵为天子，仍要被群臣左右家事，立储未能如愿，就连死后都不能与最爱的女人葬于一处，从而心灰意冷，消极怠政。张居正一心重整赋税，丈量全国田地，纵然反对者众，但他依靠自己当时的名望和权力强制推行，然而死后惨遭清算。戚继光后来的不幸遭遇也是因为他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从而必须付出代价。
这本书融会了作者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历史如此，当下亦如此，于我个人的指导意义在于，不盲从不狭隘，以宏观长远的视角观察，发现看似无关紧要事物背后的逻辑，以免错过突如其来的机会而抱憾。阴阳平衡实乃大智慧，不仅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组织、社会正常运转的潜在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