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声明一下我的一些琐碎的道德原则：
死了的人要为活着的人让步。
法庭上面前不要掺杂任何的道德层面的思想，那是英美法系的准绳，在当下的中国不适用，而在法律面前，法律是受制于情理的。
不要去羞辱任何一个人。
别动不动主张对一个禽兽实施死刑，你的灵魂承受不住这样的罪孽。
我今天为什么要提起这么一个2010年的案件，因为他在我心里埋了好久好久，我仍然觉得药家鑫不该被判处死刑，说白了，判重了！
我的基本原因有以下几点：
药家鑫属于父母送子自首，应当从轻判处。
药家鑫属于二级谋杀，因为一级谋杀通常才会给予无期与死刑。
论国情法理，我甚至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有死刑！
而以下是我最想申诉的原因：我很少在法理上论情，其实我论的也是一种法理性经济学。
2011年6月7日，电视新闻上：“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宣判词：“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受害人张妙的母亲坐在屋里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呢......”
张妙的父亲坐在台阶上，想去劝张妙的母亲来着，可是一想算了，这种事不是劝就会好的。
药家鑫家里厕所是坏的，要用盆接水冲，地板是水磨地，药家鑫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还有一副眼镜，眼镜旁边放着一张滨崎步的专辑，父亲一直在给他放着那张专辑。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怕蚊子咬了他。他平时抱着的狗熊玩偶我都没舍得洗，怕把他的气味洗掉了。”
傍晚后，客厅暗了下来“人死如灯灭”。
我想说的是，药家鑫的死会给张妙家庭带来快乐吗？
不会。
会造成什么？会酿成一个家庭的破碎变成两个家庭的破碎。
在庭审药家鑫期间，药家曾经愿意出巨款求张妙家在法庭上留份情，意思就是别判我儿子死刑怎么都好说，钱要多少我们尽量给多少。但是张妙家死活不同意，最后药家鑫死了。
你猜一年后发生了什么。对，张妙家找到药家鑫家里说你们还要赔我们那笔钱。你想，药家鑫已经死了，那笔钱本来是救儿子命的，但是儿子不在了我凭什么给你。
你想一想，在张妙死了的前提下，如果张妙家接受了那笔钱，而药家鑫也可以不死，那么在双方家庭的福祉上是不是都有的提升。
你可能要骂大街了：“那公正何言，法律的尊严何在。”
这就是我要说的，死人要为活人让步，而法律中的经济学也是必不可少的思考角度，专业名称：司法成本。
在美国，一个罪犯到了法庭上，一般法官会先这么问他，说你认不认罪，你如果认罪我们会从轻处罚。不是法官仁慈，而是承担不起司法成本。一个普通的案件不管是公职人员还是陪审团成员，最起码几百万美元起的花费支出。
你说的公道，你所言的公理它一定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道德这回事，从来都是随着文化的变迁在变动的。
我平生最瞧不起一类人：用自己的道德观来评价约束他们。
最后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吧。
药家鑫未被判处死刑之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一个月后，高晓松出现在法庭被告席上，他醉酒驾车，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