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写道：“到了40岁，你就会明白这段话，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其实什么也不为，跟地上的蚂蚁，路边的树，空中的蝴蝶，就连那里飘着的灰尘都没两样。在这世上，就是耗点物质，垫点物质，最后就这么没了。”
01
我望着眼前历经沧桑的父亲，内心五味杂陈。曾经对他的无限恨意，在时间的洪流中，似乎也渐渐消隐于人生的旷野之中。
从十几岁起，拥有这样一个父亲，曾让我感到深深的羞耻与难过。他留给我太多不好的记忆，唯一温情的片段，是夏夜楼顶的竹床上，他给我们讲故事。
关于恨他，说来话长，其中夹杂无数曲折。他的举动曾让我无数次在同学面前失去面子，遭遇嘲笑，被人起外号……那个内心高傲无比的我，直到今天，都不愿向旁人提及他半句。
在无数个青春的暗夜里，我都羡慕别人的父亲，为自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感到悲哀。他没能给予我们安全感，也未曾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记忆中，他反而无数次给这个本就举步维艰的家闯祸，总需要家人不断地为他收拾烂摊子。
他的种种，也让我养成了尖刻的性格。面对他，我从无好言好语，只有轻视与傲慢。这换来的，是他的暴怒与时常的挨打。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暴怒之下，一脚将我从二楼阳台的左边踹到右边。那一刻，脑子是懵的，人是恍惚的，身上痛到失去知觉，对他的恨意也达到了顶点。
恨意一旦种下，便如夏日里爬满篱笆的藤蔓，无限绵延，肆意疯长。
整整二十多年里，我从未表达过对他的关切，也不曾像别的女儿那样撒过娇。即使在他生日，经母亲提示，我也只是象征性地说一句“生日快乐”。我们之间，更多的是沉默，无尽的沉默……
直到这次双节再见，我突然觉得他老了。这个在许多人眼里近乎笑话的他，无法遏制地老去了。
02
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写道：“到了40岁，你就会明白这段话，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其实什么也不为，跟地上的蚂蚁，路边的树，空中的蝴蝶，就连那里飘着的灰尘都没两样。在这世上，就是耗点物质，垫点物质，最后就这么没了。”
这段话，像一记钟声，敲醒了我。或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使然。那是他的命，也终将映照我的命。在命运这个宏大的课题前，我们无法选择，只能学习安然接受。
回顾那段淌过的时间之河，我为自己骄傲。在经历种种苦难后，我依然能独立而清醒地站在这片土地上，健康地生活。
无法想象，出生在那个曾经充斥着眼泪与争吵的家庭，小小的我，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孤寂、胆怯与伤痛，无人能窥见，也无人能给予半点安慰。记忆中无数个枯竭的午后，我躺在自己的小窝里，想象着外面的世界，渴望着外面的世界。也许远离这片故土，才是自己永远的出路。
可是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我依然没能走出这个县，那座城。
如此这般，再次回想起来，人得信命。我想，只有站在今天这个年龄的断崖上，才能真正体味命运的无常与不可控。
人总是对美好的开始与结束有一种执念，仿佛人生理当顺遂。然而，事与愿违才是常态。
03
听祖母讲，父亲当年是七个孩子中最有才华、最为英俊的。他吹拉弹唱，无师自通；写得一手好字，文科成绩优异，是十里八乡知名的文艺青年。
他曾在《长江日报》登过稿，给杂志社投过小说。我也曾窥探过他写的小说手稿，毫无疑问，那笔漂亮的行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也让我感到无比的难过——如果，他选择了坚持，人生是否会不一样？
高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弟妹仍需上学，他放弃了复读，早早踏入社会谋生。那时的他，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乡间小道，做着电瓶生意。
可以想象，那时的他内心充满苦闷，怀揣着对生活的不甘与对命运的无奈。形似路遥笔下“高加林”的他，没有选择奋起对抗，而是滑向了更为悲怯的命运。
经人介绍，与母亲结婚，生下了我，自此他也放弃了文学，放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自考机会。命运的齿轮再次启动。
04
1988年，尚在襁褓中的我，遭遇了人生的转折，这也是我们整个家庭的转折点。父亲遭遇了一场重大车祸，命悬一线。幸得一位北京来的教授在鄂州为他做了开颅手术，性命保住了，但他的头脑与心智却不复从前。至今，他的头上还有一个碗口大的凹陷，仅由一层头皮覆盖着。
我无法想象那年母亲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因为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婴孩。
从此，我们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性情变得易暴易怒，精神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总会做出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从记事起，家里似乎就没有过特别宁静的日子。除了他与母亲去外地打工的那几年——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家庭的重量与纷扰，也随之沉入另一种循环。
未完待续......
“我的故事先讲到这里。在你们的生命中，是否也有一道与至亲相关的、正在缓慢愈合的伤口？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片刻感悟。”这能有效增加文章的共鸣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