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帝都某区的天宫院一小区有确诊病例，于是这小区被划为高风险地区，由于前期无症状的隐蔽性，这某几人曾经有过频繁的外出轨迹，病毒溯源工作量大且难，所以其它地方的社区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要求到过帝都某区的人都要如实上报。
我与另两名同事因公曾到该区实地核查，目的地距天宫院小区有近二十多公里路程，而且是单位车辆往返，未与其他人员有过交流，然而，毕竟是到过这个辖区的。
社区人员核实了我的家庭成员，要求按规定时间到指定核酸检测点去进行检测。我打电话告诉爱人，让她也赶回来参加检测。一开始她还觉得来回折腾有点麻烦。
我说，千万不能有这个思想，必须要正确对待，也许是稍微麻烦一点，但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任。
检测一下，如果平安无事那是最好，可以放下自己那疑神疑鬼的猜测，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多好啊；而如果不幸中招，那也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治疗，第一时间进行隔离，防止出现更大的扩散。
妻是两点钟赶回家的。她刚下高速上就给我来了个电话，我直接到小区门口等她，然后开车前往检测场地。
临时检测场设在城边一个采摘基地的入口处，这里宽阔敞亮，可以容纳很多的人而不会出现拥挤，也不会因为车多而造成交通拥堵。
我们赶到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与他家人已经完成检测。我问他，取样的时候难受不难受。他说是从鼻孔取样的，不像很就以前的那一次，那一次是从咽部取样的。听他一说，我好像感觉自己的鼻子开始有些发痒难受了。
大门口左右两侧各站有一个并不太长的队伍，有两个工作人员维持着排队秩序。他们会根据门内不远处的工作人员的示意，每一次放行五个人进去。
我记起来了，记得第一次参见单位组织的全员核酸检测时，就是五人一组，核酸标本是按一组人员编码收集在一起的。
进门之后，里面还有两路队伍。工作人员示意我们拿出身份证。只见她拿着一台手持读卡议对着我的身份证一扫，就打印出一个有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的二位码来。我那着这一张小纸片，走进一个两侧敞开的大帐篷。
前面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约三四岁的孩子。年轻妈妈连哄带骗地让孩子提取了咽拭子。长长的棉签一点一点深入进鼻腔，不适与恐惧双重作用下，这小孩由一开始的-哼哼唧唧，终于变成了嚎啕大哭。
轮到我的时候，我对护士说：“能从咽部取吗？”
护士说：“要从鼻腔取的。”
我说：“我鼻炎呢。”
“那严重吗？”
“我感觉还是挺严重的，有时鼻子压根就不通气呢。”
“没事的，不难受，一下就好了。”
我不好再坚持什么。我按要求将头仰起，我分明感觉棉签一点一点的深入，好像已经深入到我的脑子里似的。不疼，但是的确很难受，还差点就打喷嚏了。
走出帐篷，我感觉自己的鼻炎好像好了些。
于是，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一棉签下捅下去，感觉长期困扰的鼻炎都快好了。”
哎，难受一点没关系，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