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得阅齐岸青先生新书《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全书剖析式将考古史料删繁就简，也将艰深的考古学知识通俗化，让我们这样的感兴趣的“门外汉”也能通过书籍的方式近距离观察文明的形状。
开篇以虚拟人物的第三人称角度叙述起文明跨越的厚重，以神话故事为引，点出伊洛汇流后在双槐树遗址这里汇入黄河。水之交汇处，往往有人类逐水而居，伴水而生，随之而来的常常就是大河文明的诞生。黄河一直是中华的文脉，站在黄河边仿佛就能够追溯、追寻和触摸到文化的流传与发展，毫不夸张地说“黄河的每一滴水，不仅仅是见证文化，也同样地推动了文化发展”。
再回到书中简要回溯的古国遗址的公布、论证及命名过程：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整体成制于中华文明初期，可谓之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这一发掘发现对于探索华夏民族的发端、早期国家的形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这同样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的证据支撑。古老的文明就此活起来了……
史家常说未经证明的文献材料都是不可信的，推崇“有罪推定”；而伴随着都邑遗址的进一步大规模发掘，《史记》《竹书纪年》等书中描绘的上古时代内容也能有实可依，其中，北斗九星遗迹中所构成的九星相连形状与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政治礼制也已在后世诸多王朝中有传承与发扬，考古发现与史书之间产生对应关联，对古国时代的“疑古”声音可能会就此减小，真正到了“先疑古，后信古”的阶段。最令人激动的是此次发掘出了一件骨质牙雕家蚕，探寻丝绸之源的路上又添实料，实证了华夏民族养蚕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传说中如嫘祖般的先民们已开启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灿烂文化。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进行古代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的重要价值，而正是因为有前人不断耕耘与创立，随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发现如此伟大的文明遗迹。目前看来，商代夏前不光只有夏文明在发展，基本是是东亚大地上的文明群落群星璀璨、争流迸发的一种状态。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其中自然有一部分真实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前的‘中国’”。在文明的发掘与重定义伊始，文献历史学和考古历史学交叉定位，综合研究，才能更近一步的具象观察，但是历史毕竟已经消散，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考古工作人员正尽力做好文明遗存的“侦探”与“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