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城市规模应当控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城市太大就会有“城市病”。
第一个关于城市的偏见就是所谓“城市病”的典型代表：贫民窟。像香港早期的九龙寨城、印度的孟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都有很多规模很大的贫民窟。
这些地方拥挤、脏乱，到处都是违章建筑，只有凌乱破旧的棚屋，没有电力供应和下水道。看起来，在这些地方生活的人是很艰难的，人生看不到希望。
很多人觉得，城市里到处都是不平等，一面是豪华的大楼、社区，一面是贫民窟，城市里的人好像更容易贫困。
相反，美国的郊区都是舒适宜人的，看起来更平等。数据统计也有类似的结果，美国城市的贫困率是17.7%，而郊区只有9.8%。
但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城市的人，不是傻瓜，他们到城市里，自然是因为城市比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有更多的好处。
对比贫困的时候，不应该把贫民窟的人和城市的原住民放在一起比较，而应该把贫民窟的人和他们出身的农村比较。
1996年的时候，里约热内卢的居民中，有90%的人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但巴西东北部农村地区只有30%的人口有这么多收入。尼日利亚的首都也是这样，虽然它的极端贫困率很高，但只有尼日利亚农村的一半。
所以，城市里有贫困，不是城市导致了贫困，而是城市吸引了贫困。城市里有贫困，恰恰说明城市是有优势的，不然贫困人口不会来到城市。刚刚进入城市的人口，他的贫困率当然会比原来的常住人口高一些。
不仅如此，贫民窟里的人，不会一直贫穷，这个地方往往是穷人向中产阶层的跳板。人们从农村进入贫民窟，他们的下一代在城市里接受教育，挤进中产阶层的圈子。他们如果一直待在农村，可能比城市的贫民窟里要安全一些，压力也会小一些，但他们会世世代代受穷。
这种状态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好事。把这些移民赶回农村和小城镇，会让全国降低贫困率的难度大大增加。而对于城市来说，大量移民涌入，会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压力，所以有人反对把城市规模扩张得太大，但移民能为城市带来多样性和活力，拒绝移民的同时，也拒绝了一座城市未来的可能性。
第二个关于城市的偏见就是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健康问题。早期的城市公共卫生不好，环境脏乱，很容易让传染病流行；现在的城市空气污染，雾霾重，生活压力大，也会降低人们的健康。
比如，在孟买，经常有人在路上小便，得肺结核的人也多，孟买的人均寿命比印度的其他地区要低7岁。怎么办呢？有人就提出来，应该让人们留在农村的棚屋里。
二十世纪早期的纽约，市民的健康情况也不太好，预期寿命也比全国其他地方要低7岁，这是因为有传染病。后来，纽约大力改善街道的环境，使用了沥青，让城市清洁起来，城市里的人也健康起来。纽约只用了十年时间就让纽约男性的预期寿命提高了4.7岁。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公共供水、清洁的环境和公共卫生防疫可以有效地促进市民的健康。因为城市的人口更密集，提供这些服务也更容易，成本更低，所以城市居民的寿命很容易超过农村。
城市是可以健康的，但健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城市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