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批评之二
《经典关系》：
演绎当代都市风情的“言性”小说
黄 洁
题记：《经典关系》是重庆作家莫怀戚的小说作品。莫怀戚（1951 -2014），曾任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其代表作有《大律师现实录》、《诗礼人家》、《经典关系》、《白沙码头》、《散步》等，先后获得庄重文文学奖、四川文学奖、红岩文学奖等，其散文《散步》、《家园落日》被选入人教版、苏教版等中学语文教材。笔者与莫兄属君子之交，多次共赴友人私宴，向来敬佩其才华与人品，屡屡参加其新作研讨会，曾发表过多篇评论其佳作的文章。本文原发表于《当代文坛》2003年第一期，经重新修改，发表于《简书》。
《经典关系》是重庆作家莫怀戚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当代》2002年第2期，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当代》书丛。阅览过《经典关系》的读者，不知道会给它怎样定性？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演绎当代都市风情的“言性”小说。它的问世，既有久远的文学传统的因袭，又受到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一部值得认真解读的有趣文本。
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的《关雎》、《蒹葭》、《将仲子》等旷世诗作开启了“言情”、“言爱”的文学创作先河。其后，在中国小说史上，出现过不少专门描写男女关系而“言情”、“言爱”的流行之作。就在此类作品流行日盛之际，一些“言性”读物相继问世并迅速蔓延开来。明清时期，中国古代“言情”、“言爱”与“言性”的小说，其创作与传播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前者，以《红楼梦》为魁首，后者，以《金瓶梅》为翘楚。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前，“言性”之作遭受毁灭性打击，绝对禁止。而在“文革”期间，但凡“言情”、“言爱”之作，绝大多数被判罪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大毒草，只有冠以“革命”、“红色”名头的少许作品，才有苟且存活，公开发表的可能。新时期肇始，终于有冒着风险发表的“言情”、“言爱”的小说，诸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改编为电影《如意》）等，破土而出，轰动一时。其后，有的作家益发胆大，《废都》、《丰乳肥腾》之类公开“言性”的小说，堂而皇之摆上各大书店的货架，与此同时，无数地摊趁机大肆贩卖其盗版，任人哄抢。再之后，《上海宝贝》等所谓“用身体写作”的女性写作，把“言性”写作，推到一个毫无遮拦的前台。
显然，对上述两类写作的创作理念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解读《经典关系》是很有必要的。或可以说，准确地把握这两类写作的不同特征，是解读《经典关系》叙事内容的一把钥匙。
就“言情”、“言爱”之类的小说而言，其叙事首先围绕着一个“情”字。其基本的创作观念是：有情才有爱，有爱才有情。因而，该类小说往往是“言情”而“言爱”，或“言爱”而“言情”，其情与爱难分难舍，总是用情与爱阐释男女关系，故而统称为“言情小说”或“爱情小说”。这类小说大都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特色。而“言性”的作品，其叙事围绕着一个“性”字。其基本的构思路数大致有两种：故作“高雅”之类，往往是因色萌性（欲），因性生情，因情生爱；而那些低俗之作，则是因色萌性，因欲乱情。这种男女关系是不具有反推逻辑的。此类小说，往往是源于生活，翻版生活，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还好，《经典关系》属于“言性”小说的第一种，而且把其构思逻辑演绎得十分贴切。
《经典关系》的作者把所描叙的“关系”界定为“经典”，便规定了小说“隐含的读者”的基本导向，因而其能指的意向十分明确，而其所指也会因为作者的暗示得以预定。
那么，作者之所谓“经典”，有何确指的含义呢？就通常的汉语阅读来讲，“经典”大致应该具有以下义项：有权威性；由某人发表后，广泛传播，长期沿用，一直没有引起任何足以被颠覆的争议；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叙事模式，不以好坏善恶进行价值评价。倘若以此来评论《经典关系》之“经典”，似乎都不得要领。据笔者揣度，也许这个“经典”有“天经地义”的意思。假如是把人性之“欲”的自然放纵认作求取生命欢娱的基本准则，同时又把生命欢娱作为实现人性自由的最基本要求的话，那么《经典关系》所约定的“关系”，当然是天经地义的。
“欲”的放纵是自然的。当事者以此为人生选择去处理人际关系，便会不负任何伦理责任，也不受任何以道德为原则的社会契约的约束。这是天经地义的。人首先是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之一，自然生命的第一内在动力便是“欲”。对此，西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进行过符合自然规律的阐释。而当今市场经济的开启与发展，在外在地促进科技、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诱发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幽闭已久的“欲”，尽管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之为“人欲”。因而，《经典关系》的作者有意无意的体验到了“人欲横流”的生活本相，体验到了“欲”的暴涨与泛滥。于是，他概括出了很多人都没有认真审视过的“经典关系”，及其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性。这部长篇小说所描绘的“欲”多种多样，有物欲，有钱欲，有获得艺术成就的欲望，还有传宗接代的欲望，有当老板的欲望、有死的欲望……但是贯穿整部作品且最具实质性的，是性欲。该著作者以“性”为叙事的核心话语，演绎当代都市风情，传达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的人生体验。这就奠定了其叙事的基本价值取向。鉴此，把《经典关系》称之为“言性”小说，是有充分理由的。该小说之“言性”，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性与家庭；二是性与献身；三是性与金钱。
阐释“性与家庭”的关系，是《经典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叙述内容。正是由于性欲的不可遏制，作者明目张胆地最终完成了自己最想实现的“阴谋”——解构在世人心目中最“和睦”的家庭，从而建构所谓“经典关系”的能指，并“引诱”着读者去确认作者最希望达到的所指。
毫无疑问，《经典关系》中的男主人公——茅草根当初是愿意和妻子东方兰一起维护自己的家庭的。因为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个家庭是“和睦”的。可是，根据作者的叙事意图，这个家注定要在性欲的围攻中，变得越来越脆弱，直至顺理成章地解体。据其所叙，性欲的围攻来自茅草根的家庭内外。我们不妨来看看这内外围攻的一幕幕闹剧、喜剧、荒诞剧……
该作开头一段很有意思。茅草根小时候在江边看到“水大棒（江水中溺毙者）”的时候，和父亲有一段对话：父亲说：“（水大棒）女的脸朝上。”儿子问：“男的呢？”父亲答曰：“男的屁股朝上。”你别以为这是无话找话的废话，其实是别有用心。确切地说，这是有关男女性行为的暗示性话语。它不仅奠定了茅草根的性好奇、性欲望、性放纵的原始心理基础，而且也为整部小说的叙事话语选择了基本的心理定势和情节线索。由此，该著以先入为主的方式，首先描述了舞蹈教师茅草根和漂亮如仙女的女学生南月一的“野合”，并点明了二人藕断丝连关系的性质。尽管茅、南二人皆多次用“爱”这个字眼来表白对该“关系”的性质认定，然而，无论怎样去看，链接他（她）们的最基本、最牢固的因素都只可用两个字言明：色、性，而其爱则是由此二者缠结生发出来的。于是，茅草根的家庭关系，便由于主人公的好色与纵欲萌生出虚假的、至少是一心二意的“忠诚”。维系这个家庭暂时不解体的因素，实际上只剩下婚姻契约与骨肉儿子。
关于茅草根和南月一的关系，作者将“性与家庭”同“性与献身”糅合在一起叙述。表面看来，茅草根在处理与南月一和家庭的关系时，坚持稳定家庭的基本策略，但是一当南月一稍加诱惑，他就以比对家庭热情百倍的劲道，献身于南月一。南月一也不惜闲置家庭“献身”于茅草根。这种投桃报李的关系，就《经典关系》叙事的逻辑关系上看，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也是一种当代社会的经典关系。而维系这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二人难分难舍的色与性的满足。
如前所述，“性”的自然放纵，是不负任何伦理责任的，也不受任何以道德为原则的社会契约的约束。不言而喻，茅草根的和睦家庭，由于男主人公的“性欲”需要在家庭以外去得到满足，因而这个家庭在故事情节初始阶段，便被作者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看过这部小说，读者很容易看清一个事实真相：导致茅草根家庭解体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南月一的诱惑，而是其小姨妹东方红的阴谋。被称为“一代名记”的女记者东方红是一个彻底的唯我主义者。她有着极具进攻性的原欲冲动，有着非道德的处事原则，还有超凡出众的智慧与悟性，因而她成为任何人难以阻挡的“阴谋”策划者、操纵者。为了“霸占”爱至骨髓的姐夫，她不惜拟定了“嫁了姐姐嫁姐夫”，即“让姐姐另外去结婚，把姐夫让给她（自己）”的计划。于是，她首先把姐姐“调离”她自己的家庭，让姐姐冒充“离婚者”，将姐姐推荐给急于改变家族人种劣势（身高劣势）的私营企业老板——摩托。从此，姐姐东方兰成了满足“摩托”传宗接代欲望的预备“性工具”。“摩托”导演的一场赠送东方兰昂贵钻戒的喜剧，成为直接促使茅草根家庭解体的导火索。东方红的阴谋最终得逞了。
这一部分内容，同样是把“性与家庭”同“性与献身”糅合在一起叙述的。东方红为了拆散姐姐与姐夫的家庭，满足自己的近乎疯狂的私欲，使尽浑身解数，为姐夫“排忧解难”。这是一种比献身于自己的记者事业狂热百倍的献身。作者倾注了大量笔墨表述了这又一重“经典关系”。
性与金钱，虽不是《经典关系》叙事的重点，但是有关故事情节也颇耐人寻味。就作者看来，在特定的情境中性与金钱是有必然联系的。私营企业老板“摩托”，正是因为有钱，才动了找一个良种女人改变身材太矮的家族人种劣势的念头。茅草根则痛掷千金，换取了与女警察一夜性游戏的欢娱。他甚至得出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武大郎如果腰缠万贯，西门庆也未必可以得手”。他把性与金钱的关系悟彻到几乎有了“历史”的深度。这大概也是一种作者心目中的“经典关系”。
小说描写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茅草根的儿子茅头得知父亲与小姨妈有了“关系”，并有结婚的可能，竟然用火药枪“进攻”父亲，使父亲眼伤破相。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早就萌生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不伦之念：发誓娶姨妈为妻。这个才满十岁的小学生公然对姨妈宣称：“我长大了要娶你的”，“我不愿意同别人结婚，我一直在等你”。这乱伦的宣言着实有点“俄狄浦斯情结”原型的暗喻意味，只是把作为女主角的“母亲”置换为“姨母”而已。作为叙述内容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情节显然具有一种悖理的荒诞性与讽喻意旨。
事叙于此，作者似乎在诱导读者由此及彼地把审视的眼光延伸开去：放眼看，当今国人之欲，特别是某些人的性欲被刺激得暴涨起来，犹如潘多拉魔盒被豁然打开，魔鬼溜出来了，诱惑着天性风流的人众，不可遏止地生出许多风流博浪的事来。这样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成人身上，而且已经蔓延到一些早熟的未成年人群。如此一来，人欲横流似乎自此以后子子孙孙无穷尽了。这是否也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经典关系呢？它悄无声息地逼迫读者去思考：这是商品经济时代人性张扬的必然结果，还是只发生在茅草根之流的家庭关系中的偶然事件？无论如何，作者是要一意孤行地把“言性”进行到底了。
当然《经典关系》还有许多叙述内容，本文没有提及，但都是围绕着性与家庭、性与献身、性与金钱这些经典关系展开，而其主旨意在表明：性的冲动、放纵及其满足，都是天经地义的。这是解释小说中主人公行为方式的基本原则，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因而，但凡出于“性”而形成的逃逸社会约束的伦理道德规范、逾越传统的婚姻家庭原则的自由（或自然）关系，都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经典的。以此而论，倘若家庭已经妨碍了“性”及其别的“欲”的自由选择，那么它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毫无意义。既然如此，无论原本多么和睦的家庭，要是阻碍了“性欲”自由，而被纵欲者的阴谋和阳谋所摧毁，都是理所当然，无可指责的。
小说的结尾一本正经地写道：茅草根“决定编排大型舞台歌舞《川江号子》”。读者对这句话，不要一晃而过。你得注意：这是照应小说开头铺垫的茅草根的艺术欲望。初初读来，不知道这个欲望在指称着什么？因为，在小说的整个叙述中，丝毫看不出茅草根以艺术为乐趣、为生命的艺术家修养，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在色与欲的温柔乡中“偷香窃玉”的放纵和欢娱。记得西方电影评论家迈克尔·马龙在《色情主人公：影片中的男性性征》中说：“舞蹈是两性接触最明显的活动，因此影片利用舞蹈象征两性，娴熟的舞姿也始终是影片对色情内涵的暗示，这是成为情人的前提。”不同种类的艺术，其艺术表现的微妙之处往往是相通的。不知道作为文学家的莫怀戚，是否也如同影视艺术家一样，把舞蹈作为两性关系的象征，作为纠缠情人的前提。这样揣测并非无中生有。南月一不是因为作为男舞蹈教师的学生，而投入茅草根怀抱，成为他的小情人并乐意与之野合的吗？东方红何尝不是因为茅草根是一个舞者而暗恋姐夫，甚至不顾一切的逼嫁姐姐而逼“娶”姐夫的呢？因而，从小说叙事形式的角度来分析，茅草根无非是沉迷于色与欲翩翩起舞者的暗喻性符号而已。这与该小说所想表达的意旨有着必然联系。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这样评论《经典关系》全然出于就事论事的理性认知，不希望有人产生贬损该作的误解。应当说，莫怀戚撰著《经典关系》常有令人惊叹的生花妙笔，而且表情达意是坦诚的。值得掂量的是：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似乎在着意实践女主人公东方红的一种看法。东方红认为：新闻应当“中于生活，低于生活”。如果把“新闻”二字改为文艺，那么是否可以认定：这就是《经典关系》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创作原则呢？所谓“中于生活”，大概是说艺术应当与生活保持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即以生活为本原，且本然地复制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不能超越生活。这是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也许，莫怀戚是想用这句话暗示读者，他选取的写作内容是有充分现实依据的，不是扯谎捩白（重庆方言，意思是撒谎、瞎说。捩，借用为重庆方言的口语，读作“lia”，入声）。干嘛不能相信他一次，难道他对于社会生活超乎常人的观察力，剖析人欲横流的生活本相的出众透视力，不能让你感到惊叹？毫无疑问，《经典关系》所展示的关于当今社会生活中“欲”的暴涨与泛滥，其淋漓尽致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至于“低于生活”，不妨先听听东方红怎么说：对于生活本相“就是不但能看到桌面上的，还要看到桌子底下的”。揣度此言，所谓“低于生活”，大致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摆上桌面正面谈论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不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只能存在于不能见光的阴暗之处的的事情。作者能够把原本“不能摆上桌面”的事，堂而皇之地拿出来公开张扬，大言不惭地谈欲说性，其如数家珍般的熟悉感，以及对男女主人公滥情生活的尽情欣赏，除了让循规蹈矩生活着的那些读者阅读时多少有些讶异，甚至不无尴尬，却也能让不少读者感觉到《经典关系》的作者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激情。当然，他没有让其主人公生活在正常的主流社会中的念头，绝不让其主人公沾染丝毫高尚的道德观念及高雅情操。或许他觉得当今的许多人自言高雅，没准恰好是一个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登徒子”，至少是个暗藏着贪欲乱性念头而本不应该高雅、高尚的人。
丙午年季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