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出走为了什么？
到底为什么要出走？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经济不独立是关键问题，只有“堕落”或“回来”两条路。如何才能实现女性经济和思想独立？
苏童在短篇小说《茨菇》里刻画的村姑彩袖，她因逃婚来到城市，从“我”姑妈家到“我”家再到巩爱华家，最后失踪，虽然遇到了“好心人”的帮助，但几经周折后回到家乡屈从于命运，嫁给羊角疯病人最终又服毒自杀。
二十五年前，“宁可痛苦不要麻木”的刘小样被《半边天》报道，那个关中平原土色背景下的大红色身影引发广泛讨论。多年后，记者安小庆追寻在“平原上发着一场高烧”的她，写下《平原上的娜拉》。小样说，她不是“娜拉”，娜拉出走了，她没有。她读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读《那不勒死四部曲》，她曾到过城市工厂打工，但选择回到家乡种麦子，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媳，爱她种的麦子、爱她的生活，“站在我种的一大片麦子面前，可舒心了”。当年《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依然与小样保持着联系，她们一起去了云南，看《斯卡布罗集市》里的“鼠尾草”，一起打卡了上海的“武康路”，看一栋栋历史悠久的老洋房。走与不走，小样自己说了算。
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女权主义意向频现，女政治家、女科学家雕像，参赛女运动员的数量首次与男运动员持平，甚至女团乒乓球决赛取代了男团压轴的位置。社交媒体上，“女性主义的圣经”波伏娃的《第二性》，伍尔夫的《一个自己的房间》中女性需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自主的空间等观点在社交媒体上也广泛传播。
电影《好东西》《出走的决心》也相继登上大银幕。有时候不太理解，电影人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媒体到底在鼓动什么？难道女性作为人的权利还需要向社会重申吗？职业不因性别而划分，只用能力来要求不行么？是的，社会还需要多一些这样的表达去引发更多的思考。
再到今年夏天，脱口秀节目里女性话题的爆发式增长。从将从事脱口秀那天作为自己生日的房主任到“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冰雪聪明”的王小利，从有个爱结婚的爸爸的小帕到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的Echo，从不减肥的山河到叛逆拒绝催婚的唐香玉，从大女人步惊云到整顿职场的女侠嘻哈……
女脱口秀演员们爆发式的新鲜表达，并不是为了制造性别对立，而是讲女性一直存在的困境、讲未曾消失的偏见、讲浴火重生的勇气，脱口秀不是滑向了性别对立的泥潭、而是女性从性别对立的泥潭中爬出来了。
女性为什么要出走？因为在现实的环境里，她不是她自己，而是别人的附庸。出走为了什么？想要生而为人的自由的权利。
张爱玲也曾分析说，如果社会结构不改变，“娜拉”的出走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显然，女性的出走已经有了意义，更多的女性有了选择的自由和权利。“走与不走”“结与不结”都能够自己选择，并为自己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