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先生说:“上天不会创造人上之人，亦不会创造人下之人。”我一直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然而现实中确实存在人上之人和人下之人，这是一定的事实。好比最近一段时间吧，所谓“人上之人”与“人下之人”在我的生活中变多了，不时有举起不同颜色旗帜的人人流在街上行进，到了报纸上刊印出广岛长崎的消息的时候，这些人流一下子就静默了。到了元旦的时候，“大日本帝国”字样的旗面就都被扔到了垃圾场或是下水道里，日本也从“国上之国”变为“国下之国”，日本人自然就是“人下之人”了。但抱着“日本人是优等人”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只好因而仇恨米国，随后便连着米国人一起恨了。当然无论如何，我不是那种人。米国人到日本以后，得益于米国的公司到日本来，我的工资从160日元上涨至220日元，这样一来，我想无论是谁面对这样的事都不会再怨恨米国人了吧。得益于此，我每月能去伊势丹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家也从横滨的县外搬到了东京都。我虽不想为米国战胜日本欢呼，可我确实无比庆幸米国的胜利，这也是事实。我就在这样的纠结中被裹入东京都。
如果说起我来东京之前的经历，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与我一样当机械工程师的人在东京还有许许多多。而我在东京的公司——暂且称之为某公司吧，是米国人与日本合办的公司，给每个员工提供了一户建的住宿条件，当然，要与另外一个家庭合住。不过我并没有妻子儿女，与他人合住这样的事情并不令我困扰。与我合住的人自然也是某公司的员工，她是公司的接待人员，公司的人叫她山田，熊本君告诉我她的名字是绿子，她孤身带着一个女儿叫做梅的，在本地的私立高中上学。对于这样的家庭，我自然不方便询问情况，一开始虽有惊奇，到后来才发现在东京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并不罕见了。
这对母女回到这所房子的时间都比我要晚很多，母亲绿子常常到晚上10点才回到，而女儿梅，早的时候下午4点就已经在家里，晚的时候却到11点才缓缓敲门。我记得七月的某一天，梅小姐干脆就是住在了同学家。因此，虽然说是同住，这所一户建大部分时候却是我一个人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