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历10月1日），范仲淹生于河北真定府（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在百日后随家人去吴县（今苏州市）。 父亲范墉，从吴越王钱俶归宋，历任成德、武信、武宁节度使掌书记，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今邹平县长山镇范公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拌于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划粥断齑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在意，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书中，以读书为乐趣。　　这样过了快三年，范仲淹几乎把长山县的书籍读了个遍，此处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秘密。他发现自己原是望亭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生活。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惊，愧恨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立门户，好好学习，等到将来功成名就，再来赡养母亲。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步入仕途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南京应天府书院(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校舍宏伟，众然而立，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国子监、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成为北宋时全国最高学府。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来到此地之后，范仲淹如鱼得水，欢兴致极，所以他十分珍惜这天堂般的知识殿堂，不思昼夜，刻苦攻读。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常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划粥割齑的生活，担心一享受美餐，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像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即使别人叫苦连天，他依然乐在其中。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回家糊涂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此诗是范仲淹写给书院同窗晏殊的）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担当起国家兴亡的重任。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整个城市热闹非凡，人们挤挤拥拥唯恐错过龙颜，范仲淹却不为所动，一个人闭门，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范仲淹只随口说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这位学生就是日后北宋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范仲淹。应试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滕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入仕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作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作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惊慌失措，范仲淹却岿然不动，还有他身旁的好友滕宗谅，也如一段屹立不倒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千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了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便把海堰叫作“范公堤”。服丧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来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邠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波折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来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已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降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离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三年之后，刘太后去世。仁宗又把范仲淹召回了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赈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眷。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关系网，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年轻的仁宗皇帝被蒙蔽，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放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建德市梅城镇)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祐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也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纷纷被流放边远僻地。　　这次到都门外为范仲淹送行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范仲淹自幼多病，近些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府。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戍边　　原来住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