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歌曲像野处春风般地在内地传播开来。
1986年春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邓丽君。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临别时表示，她很想与新华社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
自从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来，新华社香港分社与社会各界的接触日益广泛。分社领导层经研究后，确定由牛钊负责与邓丽君的接触。当时牛钊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
在与新华分社人员交往过程中，邓丽君从不讳言对祖国大陆的向往。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中国旅游》，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锦绣中华》，她说：“祖国太大了，名山大川太多了，单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
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邀请她到内地演出，便成为话题中的内容了。邓丽君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而这些，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其实，她在香港很孤独，没有自已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事先也无法保密，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最后，这个“演出计划”未能实现。
新华分社后又提议她到内地作一次旅游。她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牛钊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
然而，这个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后来她告诉牛钊，“另纸签证”的办法并不保险，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返回台湾后都受到情报单位的审查。她说台湾的情报系统非常厉害，无孔不入，不能不防备。
邓丽君跟新华分社约会经常交换地点，而且她一出门就要戴墨镜、穿风衣，既是提防媒体发现，也是提防台湾的特工人员。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新华分社与邓丽君的联系渐渐变少了。邓丽君一直未能踏足大陆，这对于邓丽君，对于大陆广大的歌迷，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撼。
邓丽君曾经说过：“我没想过政治，我只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得好。”
邓丽君生前因为演出居无定所，但对有关为中国人举行的慈善活动皆是鼎力支持，义不容辞。1991年，她应邀出席香港亚视举办的《爱心献华东》节目，为灾民筹款。而那次除献唱外，她更捐出一笔不愿透露数字时款项，以表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