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聊一段闲话：
因为中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良好表现，引发“中医黑”们的绝地反击。所以在讲“越医故事”之前，我也想从历史的角度，揭一揭西医的“老底”（在生活中我既“挺中医”又“粉西医”，中医和西医，不需要也没强迫我们只能“二选一”的）：
当人类社会进入16世纪，象征近代人类文明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已进入后期，在欧洲“文明人”强烈谴责美洲印第安人的野蛮落后与所谓的食人习俗的同时，在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木乃伊（mumia）入药和食人习俗，居然也达到了顶峰！
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医生认为，把沥青放入葡萄酒中饮用，可以治疗慢性咳嗽和痢疾；如果再加上醋，则能消除血液中的凝块。狄奥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就在其影响深远的《药物学》一书中称，来自死海地区的沥青最适于入药。十字军东征时（1096—1291年），当东征的十字军士兵获悉木乃伊涂抹有沥青，就辗转从西亚、埃及大量进口木乃伊。13世纪，一些欧洲人就把从埃及带回木乃伊成为他们探险和冒险活动的组成部分。
现在，“中医黑”们在向基本不懂中医医理的公众“控诉”中医的“罪状”时，总不忘祭出鲁迅小说《药》里的“人血馒头”。殊不知，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一片荆棘，西医自然也无法幸免。西医曾不止主张喝人血，还主张服用人体组织！
15世纪意大利学者费奇诺（Marsilio Ficino）认为，人血不仅能够治疗许多疾病，而且具有促使人长生不老的功效。当时德国的许多医生还认为，人血这种类似玫瑰水的物质能“治百病”。1492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在弥留之际，医生们从三个男孩子身上取血供给教皇，结果三个男孩子因此送命，而教皇的命也未能保住。
16世纪瑞士著名医生、被誉为毒理学之父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认为，每个人体内都隐含固有的潜能，通过服用含有人体组织的药物，可以获取原来属于其他人的潜能。譬如一个青壮年被绞死以后，其精气会聚集在骨头表层，人们可以服用他躯体的特定部分以获取其精气和气力。在文艺复兴时期，把处死的犯人、战死的士兵甚至病死者的尸体作为药物来源，这种做法变得非常普遍。含有死者人体组织的药物，因而被称为“尸体药”。帕拉塞尔苏斯还认为，想要医治一种病，必须用类似的东西对付它，譬如一个人想防止蛀牙，可以把取自一具尸体的牙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17世纪德国著名医生克罗尔（Oswald Croll）认为，暴死的人头骨能够制作治疗癫痫的良药，并声称最好是选择死的时候年约24岁的男子。英国医生贝鲁（John Jacob Berlu）在1690年出版的《药物宝藏》中，也肯定了人头骨的药用价值。据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药剂师波梅（Pierre Pomet）记述，当时英国、德国的药店，大量出售爱尔兰人的头骨。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曾长期服用用头骨碾成的粉末和酒精配制成的酊剂，并赋予这种“治百病”的灵药一个很高大上的名称——“国王滴剂”。瑞士医生德梅耶内（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曾为多位英国、法国国王当御医，并为英国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治过病，这位医生就很喜欢用含有人体脂肪的药膏治疗病人骨病。德国著名药剂师施罗德（Johann Schrder）留下的药方中，有一个就是用人肉作为药料的。英国医生汤普森（George Thomson）甚至提出，人体的所有部分和成分都可以用作药材，连粪便都不例外。
17世纪中叶，很多欧洲人相信喝刚死的人的血能治癫痫和肺病。因此每当有人被处以绞刑的时候，来自许多地方的癫痫病患者便会手拿一只小杯簇拥在绞刑架周围，以便获得被绞死者的血液。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一片荆棘，中医、西医，自然都难免挫折与弯路。
以下正文：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诚然，古代江南水乡，日照水蒸，潮湿温热，疫病丛生。远古绍兴，曾长期被视作南蛮之地、僻陋之乡，确实非常原始、荒蛮、落后……
但哪里有病魔，哪里就会有医家。越医，就是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凶险的病魔斗争中屡败屡战，愈挫愈勇，蔚成一脉，独树一帜。
在跨湖桥遗址（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7000年）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小陶釜，里面还残盛有煎煮过的草药——这就说明，早在7000多年以前，生活在越地的原始先民就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物材对于人体健康的价值（药用价值）。
在对大禹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越地有“禹余粮”、“采药径”等遗址（古迹），而且迄今尚存——这就依稀可见当时越人求医问药的足迹了。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在越国惨败后，越王句践等入吴国为奴。传说越王句践曾为吴王夫差“尝粪辨病”——越王句践还因而患上了口臭之疾。之后范蠡听说越国蕺山产有蕺菜（传即“鱼腥草”），食用蕺菜口留异味，遂让国人食之以乱口气——越医文化的影子，便愈发变得清晰起来了。
越人求医问药的活动，最早被文献所明确记载的，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句践为鼓舞士气，曾对士兵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以医药”——可见当年的越医，其活动已经非常活跃与忙碌了。
秦汉以后，王充（27—97年）的《论衡·养生》、魏伯阳（100—170年）的《周易参同契》、葛洪（284—364年）《肘后备急方》，以及陶弘景（456—536年）的《本草经注》、《集金丹黄白方》等，多少蕴含有宝贵的医药知识和古代士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美好理想。
越医真正自立门户、形成品牌，源起于南宋初年。靖康二年（1127年）“靖康之耻”发生后，首都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等地相继陷落，为金国所统治。南宋建都临安以后，当时汴梁太医院的一批御医，陆续南渡，来到临安、绍兴。一批宫庭秘录、验方，也就慢慢流传到了绍兴民间，并在绍兴民间代代相传。从此皇家医药的权威性、严谨性，自然地与绍兴民间草根医药的创新性、灵活性合而为一，越医遂成为中华医药文化的重要一脉，生生不息，创新不止。
钱氏女科，医家世居山阴县城石门槛，故又称石门槛女科。史籍记载，宋高宗赵构在绍兴行宫驻跸期间，后宫嫔妃染疾，多请钱氏女科诊治。钱氏女科所创的“生化汤”，为妇科常用药，药店备有通行官方，病人不必就医诊治，如有需要，随时可以购买——这是我国、亦是世界最早的“非处方药”。钱氏女科迄今已二十余代，有《大生秘旨》、《胎生要诀》存世。
三六九伤科，医脉源于河南少林，自南宋迄今相传数十代，名噪浙东北。因医家逢“二四七日”在下方寺（在今柯桥区县齐贤街道下方桥村）坐诊，逢“三六九日”到绍兴城内（在今越城区府山街道龙山后街有其诊所）应诊，故名三六九伤科。三六九伤科诊疗重按摩，手法尚轻灵，用药精辨证，喜用草药、生品、鲜品，别具一格。现有《下方寺西房秘传伤科》（相传为其祖师稽幼域所著）、《跌打大成》（王俊林总结历代祖师秘传，结合自己经验所编著）传世。
“清明时节雨潇潇，路上行人脚跌跷。借问郎中何处有？牧童遥指下方桥。”——仅仅改动唐代大诗人杜牧《清明》诗中数字，竟赢得绍兴几代人口耳相传，广告效应和公关艺术令人折服啊。
——宋代以后，绍兴人（中国南方人）称医生为“郎中”——尽管为官衔之滥觞，但如此称也包含着人们对医生的尊敬与感恩。
自南宋以来以来，白果树下董氏眼科、车家弄马氏喉科、下方桥祝氏草科、螺蛳桥疳科，以及顾氏伤科、竹氏妇科、寿明斋眼科等越医世家，如满天繁星，名噪一时，造福一方。还有震元堂药店、光裕堂药店等著名老字号药店，亦为越医文化平添了许多亮色。
现在，石门槛钱氏女科、“三六九”伤科、顾氏伤科，均已被列入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