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从小到大，考试次次满分的学霸，四口之家中最受宠的老二。父母眼中的骄傲，邻里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他的出身，本该让他的人生顺风顺水。国民党前军官的爷爷，第一届女子大学出身的奶奶，典型的官宦世家，门第高贵。他本可以是天之骄子一般的存在，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
可惜，命运之手从未温柔。西安事变后，爷爷落荒而逃，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只留下那个弱不禁风的官家太太在风雨中独自承受狂风骤雨。奶奶被投入兰州监狱，与一群所谓“逃兵家属”同囚，臭虫乱爬、老鼠横行、苍蝇盘旋，哪还有当年绣楼女子的半点风光？
逃兵不回，家属枪毙。这是铁律。爷爷终究没有回来。曾是满室书香的娇小姐，在那如花似玉的年纪里，哪里经得起这样肮脏残酷的恐吓？还不到半个月，就疯了。
就在临近行刑的前一天，似是上天垂怜，军医例行检查后报出消息：她怀孕了。生命的火苗微弱，却正是这微光，让她逃过了一劫。城门外的荒山沟里，本该多出一座黄土堆，却意外空留一处风吹草低。
娘家的哥哥听闻消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添上不少“小黄鱼”，才将这个疯疯癫癫的妹妹从死神手里抢回。他满脸疲惫，却不忍再看她那失神涣散的双眼。谁曾想，还有一个负心汉的遗腹子，成了拖油瓶。
疯了的女人，自然不会被家人长久留在家中吃闲饭。次年春天，寒意尚未褪去，她便生下一个白胖小子。婴儿哇哇坠地，尚未吮上一口母乳，就被亲娘连看都没看一眼，送往穷山沟里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家里。
据说那对夫妻多年无子，得了这个天赐之子喜不自胜。孩子刚一出生，连夜洗净包裹，夫妻俩生怕来得慢一步，孩子就被要回去似的，几乎是飞奔着把他带回了村子。那天的风很大，裹挟着雪末，他们怀里紧紧抱着婴儿，像抱着整个人生。
而那疯疯癫癫的女人，还未等柿子熟透，便被家人草草许配给一个鳏夫。她成了工具，成了子宫，不断地怀孕，不断地生育。再也没有人提起那个被送走的孩子。长乐坡上，只剩一个烟不离手的疯婆子，偶尔蹲在泥土地上，用树枝写下歪歪扭扭的双手梅花小篆，仿佛是在给谁讲那些她脑海里早已模糊却刻骨铭心的才子佳人。
多年以后，战火散去，那个逃走的军官在他乡凭着一身本事打下一片天地。他成家立业，儿女成群，但他心里始终藏着那个从未说出口的名字。也许是愧疚，也许是良知未泯，他终于鼓起勇气，回到故乡。
打听多番，终于知晓了她的命运：已为人妻，已为人母。她，他带不走了。但他还有一个儿子——那个从未谋面的孩子，他想把他带走，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也许是为了让那个曾经的少女在黄土之下安心些。
可惜，客厅桌子下，那小男孩蜷缩着，眼神里写满了怯懦与陌生。他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的父亲。男人掏出一颗糖，小男孩本能地捂住嘴巴，像是在保护这份来路不明的甜。
他一声不吭，整整半小时，动也不动。
男人的手最终空空如也，背影被夕阳拉得极长。他来时满怀希望，走时却比来时更加空洞。他知道自己什么都带不走，甚至连“我是你爸爸”这几个字，都没机会说出口。
可他又能如何？女人一家早已将他视作仇人，而那个男孩，或许也注定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他曾有过一个回来过的父亲。
多年后，曾经的小孩成为了两个男孩的父亲，自己赤手空拳的为自己的一家四口在西山打拼出了一个不算大，但却温暖的小窝。每天清晨，他总是第一个起床，劈柴生火，蒸饭煮粥，把早餐热好后才轻轻唤醒家人；白天，他扛着工具箱，穿梭在各个建筑工地或小型修理厂；傍晚归家，他满身尘土，却总会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糖，像当年那样，递给两个儿子，笑着说：“你们得吃得甜一点。”
屋里灯光昏黄，他常常在厨房的角落坐下，一边吃着剩饭，一边翻着一本旧书，手上布满了老茧，指节肿大，眼神却坚定不移。孩子们从没听他提过过去，但偶尔半夜醒来，老二会看见父亲坐在阳台，吞吐着廉价香烟，眼里有浓得化不开的沉默。
年幼的老二，每天看着父亲勤奋好学的背影，却总也了解不了他深夜里在烟雾中的叹息。他不懂那一口一口吞下去的，不只是烟雾，还有那一段没有出口的过往。那叹息里，有个小男孩的孤独与抗拒，也有一个父亲曾被拒之门外的心碎与无奈。
老二只是隐隐觉得，父亲心里藏着一个谁也碰不到的角落，而那个角落的门，从未真正关上，只是静静地、悄悄地，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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