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它有一种方法叫互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互相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作“依”的意思。所以在研究古文时，我们就可以通过读音来猜测字义。这是一种方法，当然还需再结合相关语境才能最终确认。

中国汉字真是有趣，音同义有可能相近，形同义也可能类似。但这都不是绝对的，不能牵强附会。看到两个字音相同，就说它们有联系。

吴伯凡在得到app的专栏伯凡日知录的发刊词中，他提到一次在私塾上的互动。他问：“在汉语里，‘蚕’与‘禅’发音相近，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隐秘的关系？”一个学生说：“佛教东传和玄奘取经之路，有很大一部分是与丝路重合的……”

他在文中说佛教东传之路的“主干线”是丝路，换言之，没有蚕，也许就没有作为中国本土化佛教的禅。

上述所讲的“丝路”指的是丝绸之路。蚕吐丝，然后丝织成丝绸。他就把蚕与丝绸之路联系上，再由丝绸之路与佛教东传之路有联系，最后将蚕与禅联系。把蚕的重要性说得很大。

吴伯凡明显就犯了我所说的牵强附会。

“蚕”的读音是“cán”，“禅”的读音是“chán”，它们有平翘舌音的区别，不过，读起来确实相近。但禅还有另一个读音，是“shàn”。当禅读“shàn”，它的意思是帝王让位给别人。尧帝是首推禅事亘古第一人。尧帝过世若千年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借用了禅的概念进行传播。禅才有了“chán”的读音，才有了佛教的内涵。而禅有“chán”的读音，是与佛教背景或梵文翻译相关的。它与蚕的读音相近，只是巧合。

那佛教的传播是否与蚕有关呢？

丝绸之路，是在西汉时期（前202年—8年），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贩运的是中国的丝绸，故得此名。

而佛教东来是在什么时候呢？在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中，他指出汉明帝永平十年遣使西域访求佛道一说，最为佛家所公认。当时明帝晚上做梦，梦到一尊金人，飞进宫殿里来。第二天他就跟大臣们说起这个梦。太史傅毅就说西方有神，名字叫佛。陛下做的梦，难道指的是它？这就引起了明帝对佛道的兴趣，他就派遣几位大臣出使西域，求佛问道。

十年后，大臣们带来了两位僧人，还用白马带回来了佛像经卷。明帝命令搭建精美居所，名曰白马寺。从此，这里是佛教开始传道，也开始有寺院。

虽说张骞出使西域，走出丝绸之路在先，但过了将近一百年后的东汉，才有了为了求佛的出使西域。而他们走的路是否就是丝绸之路，这还难说。即使走的是丝绸之路，只能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刚好方便了东汉出使西域。

至于说没有蚕就没有作为中国本土化佛教的禅，实在是夸大其词。在古代，中原与西域本来就常有往来，甚至有战事，这难免就会有一些信息交流。丝绸之路只是提供一条方便之路，而不是佛教本土化的必由之路。

再说了在《中国佛教史》中，黄忏华还提出在永平以前，已有佛教东来之史迹，甚至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

吴伯凡在说完蚕对于佛教东传的重要性后，他还引用卡西尔的话说：“风平浪静是人是想不起上帝的，只有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地方，信仰和祈祷才会盛行。”他指出当商人们踏上这条希望和风险同样巨大的道路时，包含许愿、还愿的信仰已经是一种“刚需”，所以不难理解丝路上的重镇敦煌同时也是佛教圣地。

我同意卡西尔说的话，往往等我们很脆弱时，我们才会想到神的存在。但不同意吴伯凡的推论。如果了解佛教的话，我们就都知道佛教里实际上是没有神的。即使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也是有肉身的人。修行佛教是为了达到佛陀的境界和彻悟大智慧。正所谓众生皆可成佛。

而吴伯凡所说的许愿还愿并不是佛教的要义，甚至可以说即使没有佛教，我们早就学会了许愿还愿。像我们一开始就有拜天、拜祖先，后来道教兴起，就拜神仙。这都是一种许愿还愿的行为。与有没有佛教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