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发小文《一通石碑引出的故事》提到“1940年3月,鲁英麟协同傅作义指挥部队，重创盘踞五原的敌军，歼日军300余人，击毙日军师团长水川宜夫中将，取得‘五原大捷’”。

此役后我方报刊都类似的报道，称击毙敌酋水川中将。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出版的回忆录、学术论著及报刊登载的文章也有类似报道，有些还称水川为日本皇族。1982年，时任傅作义军二驴湾子游击区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连连长的张汉三的文章《击毙水川伊夫中将亲历记》。1987年王龙胜著文称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2005年，王龙胜再发论文，称击毙敌绥西警备军司令、蒙疆政府治安部次长水川伊夫。2005年出版的傅作义传中写道，击毙水川是继八路军于1939年11月在河北涞源击毙日本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之后的第二个中将。2005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文，称被击毙的日军中将水川伊夫其实是著名的地质专家。他的任务是勘察内蒙古的地矿资源，准备掠夺性开采，以达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和水川伊夫一起来中国在五原战役中被击毙的日本军人，实际都是日本的地质专家、技术员和钻探工人。他们组成了蒙疆地矿勘探研究所，为了活动方便，对外称“绥西警备队”，击毙水川伊夫等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保护我国资源主权的胜利。2005年，内蒙古五原县修复扩建1942年由原绥远省政府修建的“抗日烈士公墓”为“五原县抗日烈士陵园”。

看了我的文章后，节减转来相关资料，是前些年我国留日学者发表的有关五原战役的真实情况，言之有理。现择要转发，以正视听。

水川依夫不是日军中将，而是当时由伪蒙疆政府日系和现地系警察临时编成的绥西警备军司令官，该警备军未授军衔，其成员各自沿用过去的警衔，绥西警备军由4个大队及司令部构成，司令部下设4科及副官部，司令官是水川依夫。水川依夫当时为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领警监警衔。

日本驻蒙军计划由伪蒙军及王英的绥西联军防务控制五原，并由日本警察指挥的绥西警备军协助防守。

1940年3月1日，在五原设立了由桑原荒一郎中佐任机关长的特务机关，统一指挥伪蒙古军、王英的绥西联军及绥西警备军。

水川依夫，日本冈山县人，1905年10月出生，1929年进入日本内务省。1933年后历任岛根县警视课长、岐阜县保安警务课长、长野县工场课长，伪蒙疆政府保安部理事官、警监。1939年9月1日任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

前述各种文章皆称，五原战役时水川在逃跑途中被击毙于五原县境内，其实这是误说。事实上水川当时先逃至安北(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大佘太)，后被日军接至包头，不久调回日本内地，于1985年死于日本。他也不是皇族

“五原战役”进行时，五原城及附近有伪蒙军3个师(约3000人)、绥西联军约1000人、绥西警备军1500余人(其中日系警察约310人)。伪蒙军两个师驻防新城郊外担任外围警戒，一个师驻守五原新城；绥西警备军驻防旧城，特务机关设在旧城；中间为王英的绥西联军。

1940年3月20日夜，傅作义军进攻五原城，战斗激烈，21日晨，桑原荒一郎指挥特务机关人员抵抗被击毙命，王英的绥西联军四散逃亡。21日下午水川依夫命令撤退，向安北方向逃窜。新城外围的伪蒙军抵抗至21日晚败逃。23日清晨，水川等被日军搜索队发现，进入安北，当夜被送往包头。3月26日，伪蒙疆政府内日系人员认为绥西警备军的溃败是水川在指挥上的失误，水川受到指责，被迫辞去治安部代理次长职务，调回日本内地，任福冈县商工课长，1942年10月后任冲绳县警察部长。1945年10月27日，水川由和歌山县经济第一部长调任农林省开拓局第一部长，1946年7月9日被任命为东海北陆地方行政事务局次长，1949年任三洋渔业社长，后任总理府失业对策审议会事务局长，1952年3月，兼任总理府失业对策审议会专门调查员。后辞职，1985年1月28日死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终年79岁。

张汉三在文中提到，当时从一个被击毙的日本人身上搜到刻有水川伊夫字样的印章，由此断定是永川伊夫。日本习俗，印章使用频繁，且种类繁多。略有身份的可能同时拥有个人实印、银行印、便印三枚以上印章，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印章。绥西警备军司令部设有日系警察4人组成的副官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第一责任者为长沼一郎警佐，水川依夫的个人印章可能就是他保管的。被张汉三等击毙的应该是长沼一郎警佐，因为他是五原战役中副官部唯一被击毙者。

所以，五原战役时水川依夫既不是日军中将，亦非皇族，也不是地质专家，而是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领伪蒙疆警察警监之警衔，兼任过短命的绥西警备军司令。更未被击毙在五原，而是1985年死于日本横滨。抗战期间，为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鼓舞士气，在情报不确的情况下出现失误性宣传报道，是很正常的，毕竟是抗战初期打了胜仗，长了全国人名的志气！现在对此做一“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