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人类正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不同文化之间的挑战与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和文明危机。这些涉及到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的重大问题，需要中西文化相互的理解、宽容，需要跳出哲学源头差异的界限，在整合、创新的思维框架中交流和沟通，寻求共同的价值观念。
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与他们接受不同的文化教育、特别是不同传统文化浅移默化地长期熏陶、不同的哲学、价值观念、乃至不同的地域、生态环境等紧密相关。深入研究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深层社会历史文化渊源,对深刻理解这种差异,促进东西交流与发展,预示中华文化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
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
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思维方式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
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如今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强调平等和竞争。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
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如果从目标,认知过程,行为表现三个因素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和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承认变化，容纳矛盾观念，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和谐，处理问题时采取折衷方法。
《易经》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关于《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分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远程作用力，却不善于对此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分类，也就不可能产生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新的学科，更别谈更专注更深入地研究。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思维方式，这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路径。
在古代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概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绝对独立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变。
总之,在中国哲学史上,辩证法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但真正代表中国传统辩证法精髓的是五行学说的三元连环辩证法.三元连环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分别是东方和西方两大辩证法体系的代表.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也不能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我们可以翻一翻教科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解释到处都充满着错误，充满着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所带来的误解，当然还有受前苏联教科书里面的影响而来的一些误解。俄国人也不能理解辩证法，俄国人也不是一个哲学的民族。俄国人基本上还是属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也不能理解德国人的思维方式。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都讲矛盾，形式逻辑认为不能容忍矛盾，而辩证逻辑讲矛盾无处不在。但是它们讲的是在不同的层面，并不相冲突。辩证逻辑也要用形式逻辑来讲话。在黑格尔看来，形式逻辑底下的本质是辩证逻辑，形式逻辑是建立在辩证逻辑之上，形式化了以后，才有了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是形式逻辑之母。
黑格尔的辩证法关注的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的是对立双方交替性的相互压倒,遵循的是优存劣汰的推动原则,反映了西方辩证法思想以争强为主旨的特点,体现了西方人好胜的心态.三元连环辩证法关注的是三者之间的连环关系,强调通过一物降一物、一物生一物、环环相扣的方式来实现总体平衡,遵循的是生生不息的和谐原则,反映了东方辩证法思想以抑强扶弱为宗旨的特征,体现了东方人平和的心态，三元连环辩证法对实现社会平等、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西方哲学思维产生差异的原因
地理环境之差异
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陆地狭窄又多山，耕地面积有限，所以很难形成完全自主的农业经济。但古希腊有许多肥沃的山谷，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海岸线曲折而且有很多天然良港。这个地理环境为手工业活动和发展海上交通提供了有利条件。手工业生产的兴起要求对各种矿石等自然物的属性有较多的了解，由此逐渐形成古希腊人热爱自然、探索自然的思维倾向。航海事业的需要促进了天文和气象知识的挖掘，而这种活动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接触并开始思考更多的未知事物。同时，海洋环境捉摸不定，海啸常有发生，令古希腊人不得不对抗强大的自然力，也就使人们开始涌现出征服自然的野心；商业往来则拓宽了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并由于得失成败而带来了“审慎”与推理思维的发展。这宏大开放的视角环境及其社会生产方式，促使人们不得不注重对自身之外的自然物进行思考和研究，并在具体困惑的产生和解决中进一步形成了解茫茫宇宙及其本质的求知欲望，从而决定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把人们引向对自然知识的追求和立足于自然及社会进行理性探索的轨道。
而先秦时期的中国以农业为主导，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人们思索事理的立足点和主体内容是人际关系，并且在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坚忍的特性和广阔的胸怀。依赖土地而生的中国人较为稳定地在同一个地方生存发展着，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并逐渐形成体现血亲关系的家族制度。以血缘宗法为生活底蕴的社会具有“家天下”的浓厚内向性，这种直接、现实而又长期发生作用的社会特征成为影响先秦哲学探索的重要因素。李泽厚把中国古代这种重人事关系、重具体经验的哲学思维称为“实用理性”。
以上独特的环境因素和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中国哲学的根源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经验性和浓烈的主体性价值取向。
历史背景之差异
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这样一个奴隶主民主制的社会环境中，这是西方源头哲学具体观点自由发散，并具论辩色彩的重要条件和原因。
先秦哲学的思想萌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旧的奴隶制趋于瓦解，新的封建制尚未完全建成，新旧矛盾激化，社会生活动荡。哲学家们首先遇到和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为世俗政治服务并求得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因而与欧洲哲学不同，先秦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和重心是以人为核心的关于人伦、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稳定等问题。它没有侧重于对自然物属性的探索，而是围绕构建理想的、为统治者服务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人事关系。这是一种以主客体一致为基点，以强化内在约束和内在自觉为主格调，寄托于主体修养和国家治理实践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伦理哲学。
上述环境特点和政治背景决定了中国源头哲学和西方源头哲学的不同，西方具有对自然知识的追求，而中国具有浓厚的社会务实性和强烈的主体价值取向。正由于此，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梁启超、冯友兰等人都深刻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任务主要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以研究人和社会为出发点。而源头哲学的不同也致使中西哲学关注点产生差异。
哲学关注点之差异
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孔子是第一个提出以主体修养为哲学核心的“仁”学伦理的思想。总的来说，他认为“仁”的伦理内涵有三 ：一是个体之间的爱人，基本精神是对他人具有同情心、恻隐心和爱护心，以对己之心待人；二是以恕待人，就是把对别人的要求付诸于自己，并以此为根据，考虑对别人的要求；三是“修己”“孝悌”“博施济众”，走一条个人——家庭——社会的博爱之路。这个行为过程是对仁的含义、原则更进一步的发挥、贯彻和具体化。它要求人们在修己基础上，将“爱”投向他人，投向社会，从而做到“博施济众”这一远大目标。孔子的主体修养伦理观具有明显的人文理性色彩。
在西方哲学史上，与孔子的“仁爱”的方向大致相一致的是苏格拉底，他是西方哲学史上把善作为核心理念的第一人。一方面，对人的“灵魂”的改善是苏格拉底提出的“善”的重要目的，他努力的方向是心灵上的改善。他在自己对万物的思辨中所得到的“善”是神圣的，是存在的事物走向最佳状态的指导力量和最深层的原因。这种向研究人事善和心灵善的转移，反映了西方哲学史从自然到人的转变。
第二，苏格拉底从“善”的方向中，提出了个体灵魂改造论，同时也提出道德原动力思想，这就是人自我灵魂与心灵改造所依赖的根本。苏格拉底认为，人所表现出的一切具象的道德，例如正直、节俭、敏锐、豪放等，都不是美德的本身，全都是单一的、部分的美德。由此他提出—— “美德即知识 ”，这才是统一的、完全的美德。他提出，只有“知识”，才是善的全部原动力，才构成为完整的美德。所以要改善自我，本源的动力是知识。这就要求人们追求、掌握知识，依靠知识和理性作出选择。
世界上只有一种善，那就是知识；一种恶，那便是无知！—苏格拉底
以上的比较分析说明，尽管孔子之“仁”与苏格拉底之“善”都立足于人的主体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孔子主张仁爱的目标是和谐，具有鲜明的人文社会性质，而苏格拉底以追求知识而使主体得到改造的伦理观，则具有鲜明的科学理性特征。
本质差别是：一方更倾向求善；另一方偏向求真。
古代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比较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大不相同，主要表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不同上。中国哲学主要是辩证思维，而西方哲学主要是逻辑思维。
中国哲学的古代朴素辩证法贯穿了发展的始终，主要是从整体、全局和联系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有三个重要的理论：第一是变化论，即世界万物处在不停地变化当中，一切都不是永恒，包括真理与谬误。第二是矛盾论，即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第三是中和论，即奉行中庸，万物都有其存在的适度合理性。由此看出，中国人历来都侧重于全局、辩证的逻辑思维，善于从整体看问题，如在此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中医，将人体各部分视为有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国古代阴阳学说饱含辩证思维，五行学说又体现了发展联系观，两者的融合发展更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一大进步。这样的思维方式总是把事物综合起来进行把握，有利于事物内外的协调和融合，但这种思维的缺点是它很少观察到事物的个性和特殊性，使得对事物的逻辑分析能力不够，尤其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从而影响了科学的发展脚步。
西方的逻辑思维所注重的三个方面恰恰相反。第一是同一性，即认为事物本身是不变的、永恒的，永远是它本身。第二是非矛盾性，即存在的事物的错与对是绝对的，没有矛盾的。第三是排中性，即事物或对或错，没有其他模糊的可能。由此可知，西方的思维方式在分析处理问题时注重把具体事物的细节之处打开分析，十分倾向于从普遍看特殊。而这也在最大程度上使西方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但它的缺点是习惯于用静止、孤立的思维看待事物，不常从整体进行总观，所以也就无限地把自然科学的功能夸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价值。
中西方哲学宇宙观的比较
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是中西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东西方民族在这一问题上，反映出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向：天人合一和天人对立。
古代中国属于封闭性的大陆型农业文化形态，广大农民“靠天吃饭”，对大自然有亲近之感。这种状况孕育出的哲学从一开始就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天地人三者一以贯通，人生追求的目的不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而是泛爱万物。因此中国哲学富有人情味，赋予万物以情，寻求人与自然的沟通。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孟子更认为，“匝天者存，逆天者亡”；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也是因为“天人相参”。儒家的道德原则也顺应于天，程朱由“天理”指向“人性”，有“性即理”的论断，陆王则由人性推向天理，有“心即理”的主张。议论虽殊，取舍不同而已，“天”与“人”相应的观点如出一辙。
与中国哲学相反，古希腊文明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求生存、求发展，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意识。当时人们也曾有过类似东方的整体的自然观念，以德漠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从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的角度探寻世界的本质，把原子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在西方自然哲学发展史中，希腊这种整体观并非西方哲学的主流。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苏格拉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与人世相对立的神世安排的；他的学生柏拉图又发展了这种思想，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庞大体系。在柏拉图看来人的感觉不可能是知识的源泉，一切真实的知识只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的回忆。因此，西方人看世界时，认为人和宇宙是处于对立的状态，是“天人对立”的宇宙观，而由于天人对立，西方哲学从此就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并立——心物并立、人神并立、主体与客体并立、神权与人权并立、自然观与人生观并立、理性与非理性并立、事实与价值并立、自由与必然并立等等。
中西哲学源头的差异对各民族性格的影响
中西方哲学源头及其伦理观不仅在其内容上风格迥异，各具特色，而且对各自民族性格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差异各显风采而又不断整合。古代西方哲学家对大自然的迷惑、惊奇、敬畏和赞叹，使他们一开始就把人和物对立起来，并形成以观察物、探索物和研究物为特征的追求性格，以改造自然、谋求利益为特征的征服性格。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则希望人的心灵、行为实现与自然万物和谐一致。在中国哲学源头中，天不单纯是人之外的自然万物，它既含有天道，更含有人道，是一个人、物的综合文化概念。古人的着眼点虽然是颂天扬道，但落脚点却是治理社会秩序，要求人合天意。这是形成中国人性格宽厚与圆融的哲学原因。
从社会价值观看，只有从源头差异的意义上探索，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更富有温暖的人情味，更重视和谐中庸的社会群体关系，更强调集体主义和大一统思想以及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西方民族更具有冷峻的理性眼光，更重视个体自我的行动自由和身心的快乐幸福，更强调自我中心主义、个性观念以及开拓进取的竞争意识。也只有从哲学源头差异出发，才能真正领悟到“团结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力量”作为中、西民族各自内在信念所造成的性格差异。
总之，中西哲学观各有所长、自成一体，并无优劣之分，高下之别，可以相互借鉴，彼此补充，扬长避短，融会贯通。中西合流应该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个合流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相适应的。
中西方文化和哲学思维等方面的差异，让我们可以明白，不可能简单的统一，但是有理由相信，可以达到一统。在保留各自特点和合理的文化内容前提下，以更高的人类和谐为共同目标而形成一统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