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有一把旧口琴。
上海牌的，琴身已经发暗了，铜片上有绿色的锈迹，琴格是木头做的，边缘磨得发亮。搁在一只旧铁盒里，盒盖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旁边搁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绒布，蓝色的，已经洗得发白了。
从我记事起，我爸每天下午都会把这把口琴拿出来。坐在阳台上那把旧藤椅里，把口琴搁在膝盖上，用绒布慢慢擦。从琴头擦到琴尾，把每一个琴格里的灰都擦干净，然后拿起来对着光看一眼，再放回铁盒里，盖上盖子，搁回抽屉。整个过程大概十分钟，不多不少。做完了他就站起来去厨房做饭，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从来没听他吹过。
小时候我问过他，爸你会吹口琴吗。他正擦着琴，手停了一下，说“会一点”。我说那你吹一个给我听听。他把口琴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说“不吹了”。然后站起来去了厨房，留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那只铁盒发呆。
后来我又问过几回，他都是同一句话，“不吹了”。再后来我就不问了。我以为他只是不喜欢吹了，留着口琴当个念想。那把口琴跟了他几十年，从我有记忆起就在那只铁盒里，换过三个住处，搬过五次家，很多东西都扔了，可那把口琴一直搁在他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从来不锁，也不让别人碰。
他走的那天，我在收拾遗物时打开了那只铁盒。口琴还在，绒布还在。我把口琴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忽然发现琴身背面刻着一行字。字很小，刻得很浅，凑近了才看得清：“志明留念，1968年夏，老陈。”
志明是我爸的名字。老陈是谁，我从来没听他说过。
铁盒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黑白的一寸照，边角已经发黄了。照片上两个年轻男人，穿着旧军装，勾肩搭背站在一间土坯房前面。左边那个是我爸，年轻得几乎认不出来，头发浓密，笑得很开。右边那个男人脸型方正，眉毛很浓，嘴角也翘着，搭在我爸肩上的那只手骨节粗大。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笔迹不是我爸的：“志明，等咱俩都退伍了，你吹口琴我拉二胡，搭个班子走江湖。”
我拿着那张照片去问我妈。我妈坐在沙发上，把那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老陈啊，你爸年轻时候的战友。一起当的兵，一个连队的。你爸吹口琴就是他教的。后来退伍了，老陈回了老家，你爸回了咱这儿。头几年还通信，后来断了。你爸找过他，没找着。”
“他怎么不吹了？”
我妈沉默了好一阵子。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哗哗响，她伸手把窗户关小了些，才开口：“老陈走的那年，你爸刚学会吹一首曲子。他本来想等老陈来咱家的时候吹给他听，两个人约好了的。可老陈没来。后来你爸就不吹了。”
老陈是那年冬天走的。我妈说得很含糊，只说是出了事，具体什么事她也不清楚。我爸收到消息那天在阳台上坐了一整夜，口琴搁在膝盖上，没吹，也没收起来。第二天早上他把口琴收进铁盒，从那以后每天擦一遍，擦了三十年。
我后来花了好几年时间找老陈的线索。照片上的土坯房早就没了，部队的番号也撤了。最后我在一个退伍军人事务的档案里找到了一个名字：陈国栋，1968年入伍，和我爸同一个连队。退伍后回了原籍，1975年冬天因公殉职。档案里没写具体细节，只记着“因公牺牲”四个字。
我找到了老陈的老家，一个偏远的村子。村子里的老人还记得他，说他退伍后当了村里的电工，那年冬天大雪压断了电线，他爬上电杆去修，脚扣滑了，摔了下来。走的时候二十五岁，没结婚，家里还有一个老娘。老娘后来也走了，房子塌了，村里把那块宅基地收了。老陈的坟在村后的山坡上，一个土包，前面立着一块小石碑，上面只刻了名字和日期。碑前的石台上摆着一把旧二胡，琴筒裂了，琴弓搭在琴弦上，被风吹得轻轻晃。
我把那张照片和那把口琴带到了老陈的坟前。口琴搁在二胡旁边，一左一右。我蹲在碑前坐了很久，风从山坡上灌下来，吹得野草哗哗响。我从兜里掏出我爸那本旧日记，翻到最后一页。他走之前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歪歪扭扭的：“志明，这把口琴擦了三十年，擦得亮亮的，就等着哪天见到你了，给你吹一首。你教我吹的那首曲子我练了半年才会，可你还没听过。”
我把那页日记撕下来，叠好，压在口琴下面。风把纸片吹得翘起一角，又落回去。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把旧口琴在碑前安安静静地躺着，铜片上的锈迹被太阳照得发亮，像有人刚刚擦过它，琴格里的灰一粒不剩，干干净净的，等着什么人把它拿起来，吹响。
后来每年清明我都去老陈的坟前坐一会儿。那把口琴还在，绒布也还在。有一年我发现口琴旁边多了一根烟，抽了一半掐灭的，烟蒂上沾着泥。不知道是谁放的。我坐在碑前，想起我爸每天下午擦口琴的样子，忽然觉得他这辈子其实一直在吹。那十分钟的擦拭，从琴头到琴尾，每一格琴孔都擦过，就是他的曲子。他吹给一个再也听不见的人，吹了三十年，一天没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