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往往被忽视。作为医生的毕淑敏，也有这样一段难忘的经历。

      上世纪80年代末，她在北京一家重工业工厂担任卫生所所长。诊所有几十位大夫，三班倒，化验、内外科、药房、治疗室应有尽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时还是公费医疗，工人们大病小病都要在卫生所诊治，每天处方满天飞，还有每星期例会，上面的检查工作，年终的总结报告，许多做不完的杂务工作。我这个官，是全中国最小的职务了，但事务还非常繁忙。

        当时，她被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研究生班录取，同班同学还有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等等。这自然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卫生所所长去读文学的研究生，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去鲁迅文学院报道的那一天，她对一位偶遇的同学说，请你转告校方，因为她实在无法平衡上学和本职工作之间的矛盾，兴好不学了，请老师原谅她的不辞而别。毕竟是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说完这些话，她强忍着眼泪，离开了学校。她所在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了一个会，集体决定支持她去读书，照发她的工资和奖金，唯一的条件是还要她把卫生所的工作抓起来。有课的时候上课，下了课就回到工厂上班。感谢他们为她开了绿灯。

      每日奔波的路程将近四个小时。她和同事们开玩笑说，这样一年跑下来，她在北京城里完成了一次长征。刚开始还好，但慢慢的她开始感到非常劳累，夜里噩梦连连，不是梦见自己上课迟到，就是梦到自己在临床医疗上看错了病，把人给吃死了。他第一次感到时间像一条在酷日下晒了三个月的毛巾，再也拧不出一滴水来。他会在所长的位置上算错了药费，也会在“鲁院”的课堂上心猿意马。由于劳累，她力不从心，不能同时一心一意的做好两项工作。

        她的身体好像要散了架似的，支离破碎，顾此失彼，感觉自己马上要弹尽粮绝一样，浑身无力。有时想，干脆生一场大病吧，这样就可以不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

        几乎每天她都是在困倦和焦虑中度过的。只要太阳升起来，她就精神抖擞地奔跑在路上。终于有一天，她撑不住了，半个脸瘫痪下来，口眼歪斜，眼睑下垂，鼻子像一边耸着。自己照照镜子，这张歪鼻子斜眼的丑陋尊容，还真的把她吓了一跳。

      她为自己做出了诊断——面神经，麻痹。嘴不听指挥，一边的眼睑完全失控。不能眨眼。眼球裸露的时间久了，十分酸涩，她用手指把眼皮抹下来，好想死不瞑目似的。睁开眼看路，还必须用手指帮忙，把上眼皮揪起来。

      到卫生所与同事们说话，脸变了形。大家要求她赶快上天坛医院。医生诊断后，嘱咐她回家静养，如果病情加重，出现肢体麻木和瘫痪，速来急诊。

      她走出医院，仰望苍天，深深的吐了一口长气。她成了病人，并且被疾病毁了容，人们会生出同情之心不会怀疑他诈病。她有请假条，可以名正言顺的休息了。

      为了治好病，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吃了很多激素，体重大增。为了让歪斜的口眼早日复位，一日数次用艾条熏面颊，用四寸长针贯穿穴位，半边脸糊满了黄鳝血，想起来，一定是面目狰狞，不堪入目。

        她每天照常戴着口罩去上课，很多年后，有的同学说，她总是离不开口罩，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医生似的。因为嘴唇不能闭拢，上英语课的时候，她屡屡发音不准，老师以为他不用功。后来他悄悄地找到了老师，取下口罩让老师看了她的嘴脸，才明白过来。

        她的脸，在她文学研究生课程结束之后，才基本复原。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身体对她的一个回报。让她因此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得以顺利完成学业，不然的话，很可能要中途退学了。

        如果今天我们遇到读书和工作想冲突的事情，我们不会让身体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我们会直接向领导声明困难，寻求帮助，实在不行，放弃学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来日方长嘛，不必让身体用这种惨烈的形式发声，才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完成了学业。

        身体是报警器，想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变化和感知告诉人们。当我们困苦不堪，疲劳过度的时候，就应该马上休息，调整生活的节奏。可惜人民不够重视，常常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这样疾病就发生了。

      我们的身体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做着一切事情，但一定要注意它的承载量，超过了负荷，在某个时刻，就会轰然倒下，让人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