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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3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

秦汉帝国以“若干石”的禄秩为官阶，禄秩由正秩和“比秩”交错构成。正秩即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比秩”即如“比二千石”、“比六百石”之类。“比秩”不是起初就有的，就目前史料看，大约是汉景帝、汉武帝前后形成的。

有一种被称为“宦皇帝者”的职官被列于“比秩”，他们与“比秩”的起源密切相关。“宦皇帝者”是一个专门奉侍皇帝的侍从、近卫和内官系统。这个系统的构成、功能及其在王朝职类中的特殊地位，特别能反映汉代品位结构的特殊性，也能为观察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提供一个特别的侧面。

相对前朝后代而言，汉代冠服体制的特点，是其“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代，其“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代。这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秦汉帝国品位结构尚较松散、还没有充分一体化和高度等级化的情况。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职类观念：担任“吏”即担任行政官吏，是为“仕”；不承担国家行政、直接奉侍皇帝，是为“宦”。后代仕、宦通用，先秦到汉初则不尽然，“宦”有时候是特指，是担任从官，不一定特指阉人。

“宦于王”是一种很原始的制度，首先是以“依附”和“信托”为基础的，但同时也具有维系和强化王权的功能，所以颇有“发扬光大”的潜力。

宦于王”就是给君王做臣隶、做奴才。人近天子而尊，给君王做“臣隶”并非不能引以为荣的。在清朝，满官与侍卫对皇帝自称“奴才”，汉人官僚是被征服者，只能称“臣”，还没资格享受称“奴才”的光荣呢。

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在列国史料中，已看不到多少国之子弟集体受教于国学、学习礼乐的迹象，“宦于王”制度却大行其道了。换言之，士庶子体制在战国衰微，变成了“宦于王”制度，其“武”和“私”方面凸显出来了。“私”是指“私于王”，而不是“私于家”。这是其时军国主义倾向和专制集权倾向所造成的。由于周朝政治传统的历史惯性，也由于“宦皇帝”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强化王权之功，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宦皇帝”诸官依然作为一个特殊职类，在汉代职官体系中存在着，并发挥着特殊作用。

可以借助印绶制度来观察这个问题。汉制，有职事者有印绶，无职事者无印绶。大夫、博士、谒者、郎官、文学无日常行政职事，所以没有印绶。然而军官却是有印绶的。

新式吏员的管理手段，在向“非吏”职类渗透扩张，扩张到了“宦皇帝者”，扩张到了文学之官，扩张到了军官。那么战国秦汉间禄秩的发展，除了表现在其“纵向伸展”之外，还表现在其“横向扩张”之上。禄秩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纵向伸展”和“横向扩张”交织的历程。

汉代“从官”，还是后代更多制度的源头。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在“从官”职类。“从官”是相当散漫的，凡被召而奉侍于天子左右，就算数。有人本来就是官，所获得的侍从资格就称为“加官”，即如以某官加“侍中”、加“常侍”之类

在如下三点上影响到了后世：第一，魏晋间围绕“侍中”发展出了门下省机构；第二，侍中、常侍作为加官，变成了调整官僚资望、赋予特殊荣耀的手段，但不必真的入宫奉侍于门下；第三，门下省的常侍、侍郎、给事中等，变成了一种起家迁转的阶梯。后两点，都与帝国的品位结构变迁相关。

唐宋时上述“供奉”、“侍从”只是一个“概念”，那些官并非真正的内廷官，其实都是朝官。皇帝故意称其为“供奉”、“侍从”，并给予特殊礼遇，是有意显示“人近天子者则贵”；也等于向他们申明：就算你们已是朝廷大臣了，皇帝我照样可以把你们看成私属、看成仆从的。

谈到了满清，就可以转向异族政权了。这是说，若干北方异族政权也存在着某种制度，可与华夏早期的“宦于王”、“宦皇帝”制度相比。

侍从、侍卫体制的职能就比较单纯，只是侍从、侍卫而已，其扩展性的功能就会淡化，或被“公共化”，即由侍从、侍卫发展为正式职官。异族政权之下，侍从侍卫制度就可能具有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