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周末，总晕染着一层慵懒的暖。
我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醒来。循着声响下楼，老徐和小姑子在厨房里忙碌，婆婆正坐在廊下的竹椅上晒太阳，头发是染过又褪成黑黄相间的颜色，软软地贴在头皮上。见到我时，她布满雀斑的脸又堆出了几道沟壑,洁白的烤瓷门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婆婆的对面。东向的屋子早把八九点钟的阳光兜了个满怀，我踡在椅子里，像用刚晒过的棉被裹住周身，只觉四肢百骸都被熨得服服帖帖，连骨头缝里都透着舒服。风掠过院角的桂树枝，捎来几分清冽，却又被身旁的烟火气轻轻焐热。
我和婆婆的聊天，是从周五晚上二舅的五七流水席说起的。那晚席上，一个父亲和两个女婿加上一位道友，四个男人喝空了三瓶白酒。道友喝得脚步踉跄，连账都结不清。三个表哥急得团团转，非要当天把账算明白，一来二去，倒添了几分尴尬。宴席散后，我们又一路小跑去了去了姐姐家，陪着还没尽兴的父亲打麻将，我和老徐回到家时，指针已经划过十一点半的刻度了。
婆婆听我絮絮，脸部和眼部时不时无意识地抽搐一下，那些细密的雀斑跟着光线轻轻跳动。这两年,她接连摔断过左肩膀和右膝盖，还做过一场心脏搭桥的大手术,身体已大不如前，自顾不暇。
婆婆忽然叹了口气，说起二十多年前的旧事。
那时候，她的公公刚过世，小妯娌香妹硬是不让把老人的遗体放在自家，还说办葬礼时，不许动用她家的柴火。公公是长子，不是亲生的，但也得扛起担子。更让人犯难的是，香妹还催着把婆婆的婆婆——也就是我的太婆婆，送到我们家来住。太婆婆来了好几趟，红着眼眶跟婆婆念叨，婆婆心一软，就点头应下了。巧的是，那年正好是我和老徐结婚的时候，家里一边忙着办喜事，一边忙着安顿老人，乱作一团。
婆婆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小姑推着公公出来也没觉察——她是完全沉浸在那二十年前的往事里了:你太婆婆搬来没多久，香妹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最后，她家里的那些柴火，还是被拉去给自己办了葬礼。说到这里，婆婆顿了顿，我看见她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竹椅的扶手，没说话。
我的印象中，婆婆其实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她心地善良，谁家有难处都会搭把手，可也带着乡下妇女的小毛病，爱念叨家长里短，东家长西家短的，说起来就没完没了。甚至当年我和老徐的日常也曾被她多次和外人絮叨，当年我十分气恼。但今天这些细碎的念叨，在乡下的暖阳里听着，竟一点都不烦人。
看见我和婆婆聊得热闹，边上低头瞌睡的公公抬起眼皮，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跟我告状，说儿子是“魔鬼”，天天逼着他骑那个魔鬼车，还要立壁角落，要揺手揺脚。公公让我好好劝劝老徐。将近八十岁的老人，拉伸骨骼、活动关节的疼，是钻心的，可我知道老徐一直对公公抱有希望，希望他有一天能自己站起来，所以对他的训练从来没放松过，一遍又一遍。我只能安慰公公: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也许就可以站起来了。
聊着聊着，婆婆忽然指着河对岸的那棵大树问我：“你看那树，是不是有点碍事？”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那棵树长得老高，枝叶都超过了旁边的楼房，浓密的树荫遮了大半个河岸。“挺好的呀，大树底下好乘凉呢。”我笑着说。婆婆揺头，说想让儿子去把树修剪一下，看着不顺眼。我赶紧劝她，别让老徐去，去年他搭个丝瓜棚都能摔得右肩骨折，这都三四个月了，还没好利索。河边的树又高又陡，可不是毛手毛脚的人能碰的。婆婆听了，点点头，嘟囔着“也是”，便不再提这事儿了。
我们的聊天，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女人打断了。她没敲门，直接闯进院子，穿着拖鞋，裹着一件大棉袄，脸色阴沉得吓人。“那车是你停的？”她指着屋后方向，语气冲得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一愣，下意识地回了句“怎么了”。这话像是点燃了导火索，她瞬间拔高了音量：“怎么了？我忍你很久了！天天停在我家车位上，我老公半夜回来都没地方停！”
伶牙俐齿如我没来得及切换语境，一时语塞。倒是婆婆反应快，连忙站起来打圆场：“好的好的，马上就走，我们马上就挪车。”女人瞪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转身气冲冲地走了。她是隔壁的租户，房主早年是个建筑老板，另有住处，和我们家一直相处得不错。
我看着女人的背影，有点心塞——公共区域，不能停吗？转念一想，这么好的周末时光，又难得回来一趟，实在不值得为了这点小事生气。婆婆坐回竹椅上，拍了拍我的肩，没多说什么，却像是在安慰我。
阳光依旧暖洋洋的，刚才的小插曲，像是一阵风吹过，没留下什么痕迹。倒是那些沉在岁月里的旧事，被暖阳晒得渐渐松软，像一粒被捂热的尘埃，轻轻落在了这个冬日的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