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奇克的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成员等级可以简单分为两级：创始者（有领导权、决策权和更多话语权）与普通会员（被组织者，话语权少，受压制，但拥有弹劾俱乐部主任的权力）。男大学生群体在集会时民主成分更加突出，而相对的等级表现却并不明显：奇克这样的领袖行使管理权力靠的并不不是个人威望形成的崇拜与追随，而是靠俱乐部创立伊始制定的规定与程序来约束其他成员，压制反对意见。但后期俱乐部仍能通过走程序与服从多数意见的手段来促成对领导人的弹劾机制。与诺顿帮相比，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内部结构层次更加单一，个人间的关系反而千丝万缕，难以厘清。
我将诺顿帮和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作比较并无将二者一分高下的意图，他们各自有优势。也不能说谁的稳定性更强，因为两个群体各有运行中在内部产生的矛盾与分歧。
诺顿帮的领袖地位靠个人早年打架形成的威望和现阶段保龄球个人赛的成绩来巩固，因此不免受野心勃勃的挑战者的持续骚扰；而且在领袖个人私生活成为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之后，领袖在做决定时不得不反复在群体成员的共同期待和个人需求间反复衡量、摇摆不定、焦头烂额。作为街角帮精神与行动上的双重领袖，多克在持续无业状态与退出政治竞选后出现的精神沉沦导致行动上的消极与回避，使得诺顿帮凝聚力瓦解大半，帮内每个靠交情维系的小圈子也逐渐分离，诺顿最终帮瓦解。有领袖的存在，街角帮可以说“固若金汤”；但只要击垮了他们的领袖，帮派维系便举步维艰。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在上文中提到，它对于自身的定位与它服务和改善科纳维尔地区的目标之间有很激烈的矛盾：由男大学生组成的俱乐部有着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使命感，它的成员希望它的发展趋势是向高贵与高雅攀升的，因此俱乐部的社交活动范围超出了科纳维尔地区，抛弃了按照它的宗旨本应服务的下层人民，如街角帮成员和阿芙洛蒂地俱乐部的女孩子们，转而与由体面高级的办公室女性组成的意大利女青年俱乐部联谊。而奇克作为俱乐部主任，在俱乐部第一季度末期将自己视为一个不容挑战的权威级别的领袖，变得擅专与咄咄逼人，与内部成员冲突不断。核心成员的退出与领袖在俱乐部内号召力的下降也造成了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一段时期内的分裂与低谷。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虽然处在贫民区社会的最底层，但通过的怀特的考察，其内部依旧有不少规律可循，甚至与“外部”世界中的许多情况相似；而在这些小人物的上层，还有非法团伙成员及政治家两类群体存在，为第二编的内容。他们如何影响贫民区的社会模式，在贫民区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等问题还在等待我继续探寻。
写于2018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