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期）
任伯雨首先把弹劾的炮弹对准了当朝宰相章惇。
任伯雨对章惇的肆意妄为和专横跋扈早就看在眼里，很想扳倒这位奸相。但章惇作为数朝重臣，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小小的左正言，他根本没放在眼里。但是，任伯雨敏锐地发现向太后和宋徽宗都对章惇颇为不满，他觉得现在应该就是一个扳倒章惇的好机会。
于是，他一连上了八道弹劾章惇的奏章，表现出不把章惇拉下马决不收兵的勇气和决心。他在其中一个奏章里说：“章惇长久以来窃居宰相之位，祸乱国家，欺瞒皇上，为害遍及朝堂百官。他乘先帝变故仓卒，多次表达异见，根本没把皇上看在眼里，不再有做臣子的恭顺。倘使让他的计划得逞，将置陛下与皇太后于何地！如果这样的人得到宽恕，不能为民除害，那么天下大义将无法伸张，大法将无法确立。我听北方辽国的使臣说，去年一天辽国国主正在吃饭时，听说我朝要罢黜章惇，便放下筷子站起来，连声称好，说我朝错用了此人。使臣又问：‘为什么只是放逐？’这样看来，章惇不仅仅只是孟子所说的‘国人皆曰可杀’，就算是蛮夷之邦的人，也没有人不认为这样的人该杀啊！” 任伯雨的八道奏章变成了射向章惇的八支利箭。终于，向太后和宋徽宗采纳了伯雨的谏言，把章惇贬到雷州（今广东雷州市），担任雷州司户参军。
话说章惇到了雷州后，准备到市面上去租一套房子居住。可是，他在街上转了一圈，有房子出租的人家一听说他是京城来的贬官，便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他。后来，他找到一个租户询问原因，这个租户告诉他：“房子不能租给被贬的官吏。几年前有位苏辙先生租了我的房子，章丞相说他强占民房，害得我差点因此而家破人亡。”章惇一听就想起来了：自己当宰相时曾禁止贬官居住公房。所以当年苏辙被贬来到雷州，只好租民房居住。又是自己授意当地州官，把租房给苏辙的租户下狱，逼迫租户诬陷苏辙强占民房……现在自己也因此而租不到房子，章惇无言以对：害人终害己，悔不当初呀！——这是一段闲话。
首战告捷后，任伯雨又把自己的炮火对准了尚书左丞蔡卞。
蔡卞是谁？他乃是著名奸相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他与哥哥同榜中进士，在地方上为官时，官声还不错，比较清廉，为他所任职的地方做了一些好事。但他进入中央后，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欺上胁下，陷害异己，特别是对元佑党人（旧党）的打击不遗余力。
任伯雨在弹劾蔡卞的奏疏中列举了他的六大罪状：一是诬蔑宣仁圣烈皇后（高滔滔）的临朝护佑之功，想要废去她的尊号；二是自绍圣（宋哲宗的年号）以来贬逐的大臣，均由蔡卞一手操办；三是在宫中出现巫术诅咒事件时，哲宗皇帝还在怀疑，丞相章惇想让礼法官员来参与讨论，而蔡卞则认为皇后已经犯法，不用讨论，从而导致孟皇后遭诬蔑而获罪被废；四是编辑元佑党人的奏章公文，以文字狱的方式罗列其罪名，导致数千人获罪被贬，这个主意就出自蔡卞；五是在右正言邹浩因上疏而触犯圣意时，蔡卞故意激怒哲宗，因而使邹浩被贬边远之地，还要求对送别他的亲朋故旧治罪，足见其阴险；六是在处理蹇序辰类编元祐章牍一案中，章惇还在迟疑，蔡卞便说他对皇上怀有二心，从而让章惇闭嘴，由他当天定案，导致士大夫有八百三十家获罪。有这六大罪行，朝廷应该立即对蔡卞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他还对陈瓘、龚夬等谏官说：“蔡卞之恶比章惇更甚。去年就有数千人请求立斩章惇和蔡卞，可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正是任伯雨和陈瓘、龚夬等人的弹劾，让蔡卞被贬出京，后来又遭到一再贬谪，最后被贬为少府少监，迁到池州（今安徽池州）居住。
在向太后的支持下，宋徽宗起用了一批元佑老臣，贬谪了一批当道的奸臣，朝廷政局有了很大的改观。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临朝听政的向太后的离世，宋徽宗亲政，正式改元为“建中靖国”，意思是要秉持中和理念，调和元佑党人和绍圣党人（即旧党和新党）的争斗，让大家搁置争议，一起来建设国家。
任伯雨认为宋徽宗的这一想法不靠谱，当即上书谏言道：“人才固然不应该分党派，然而，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君子和小人在一起可以治理好国家的。这是因为君子知进退，而小人不知进退。让君子和小人一起共事，最终必然是君子尽数离开，而小人独留。唐朝的唐德宗皇帝就因此而导致迁徙流离之祸。这‘建中’就是唐德宗用过的年号，陛下您不可不戒啊！”
唐德宗名叫李适，是中唐的一位皇帝。他因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被图画凌烟阁。继位之初，他信任忠直之臣，疏斥宦官，任用杨炎为相，改革税制，使唐朝出现中兴气象。但之后不久，他就开始任用卢杞等奸佞之臣，增加税收，发动削藩战争，从而导致了“奉天之难”，多镇节度使接连造反，攻入长安，唐德宗先后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梁州（今陕西汉中），还准备逃到四川去。一路上栖栖遑遑，仿如丧家之犬。后来幸得宰相李泌和大将李晟等平定叛乱，唐德宗才得以返回长安。这一事件也直接导致了这位前期精明强干的皇帝后来变得昏聩无能，任由宦官专权和藩镇势力坐大。这就是任伯雨谏书上所说的唐德宗的迁徙流离之祸。
后来，宋徽宗的调和两党的想法令新党和旧党双方官员都不满意，“建中靖国”终于以失败而告终，从中也可以看出任伯雨的先见之明。
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直实行的文官政治，杜绝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武将跋扈和兵变政改的局面出现。哲宗、徽宗时期，由于与西夏人的战争不断，一些人主张西北的边境州郡要改用武将治理。任伯雨坚决反对，他说：“李林甫重用安禄山，从而导致安史之乱的，就是这种做法！”
对当时钟傅、王赡等将领在西北边地与西夏人因争夺土地而反复开战的事情，任伯雨认为，不应该过多地挤压西夏人的生存空间，还边疆地区以安宁，让百姓安居。他还向皇帝上书，应将张耒、黄庭坚、晁补之、欧阳棐、刘唐老等老成持重的官员留在朝内，并请求皇帝向天下公布蔡京之恶，进行贬斥，同时召还被贬的谏官陈瓘，以保全其在议定国策上的功劳。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一，天空出现赤色之气的异象，司天官员认为是不吉之象。有大臣建议建一座火星观，并让宋徽宗到观里去祈祷消灾。任伯雨同样坚决反对，给徽宗上疏道：“臣只听说过可以通过修养德行来消弭灾祸，没有听说过可以通过向鬼神祈祷来去除灾变的。当权者受人蛊惑，昏昧不明，就会导致天降异象。请求陛下专心朝政，赏功罚罪，明断是非，这样一来，那些不祥之兆就会转变为祥瑞之气了。” 针对宋徽宗不按朝廷制度经由中书省议定而私发诏令的事情，任伯雨也进行劝谏：“近来看到陛下经常不按规制从宫里直接发出诏令，臣恐怕有人会借此机会假传圣旨。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有可能出现汉之鸿都卖爵、唐之墨敕斜封的事情，陛下一定要引起重视呀！”
这里任伯雨使用了两个典故：鸿都卖爵、墨敕斜封。所谓“鸿都卖爵”，说的是汉灵帝时，被灵帝宠信的宦官十常侍公然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故事。这些宦官在鸿都门张榜卖官，只要你出得起价，什么官都可以买到，把整个汉王朝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江河日下，最终导致了汉末的纷纷乱世。所谓的“墨敕斜封”，是唐中宗李显的故事。唐朝时，皇帝的诏令必须通过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发出，否则就是违法的，地方可以不执行。但到了武则天还政之后，唐中宗李显的一些亲贵们常常利用皇帝的敕书来卖官鬻爵。这些售卖的官爵没有通过中书门下两省的议定而直接下发。李显知道这不合规制，所以他将自己的这些诏敕不用过去的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他所书写的“敕”字，也不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
任伯雨用这两个典故来警醒宋徽宗，让他以国事为重，切不可重蹈前朝的覆辙。
任伯雨的奏疏经常是对事不对人，只要是他认为不合理的事，他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原工部侍郎王觌迁任御史中丞，同时担任国史和朝廷实录的修撰官。任伯雨立即上疏：“国史由宰相监修，而现在御史中丞还是宰相的属官，双方朝夕相见，这恐怕不是重视法度、远离嫌疑之道。” 王觌因此被改授翰林学士。任伯雨还是觉得不合理，于是又上疏道：“翰林学士的爵禄等级和排位都在御史中丞之上，我作为谏官来讨论这件事，认为朝廷不能因人而进行越级提拔。”
任伯雨不光对朝政提出批评意见，也经常会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比如对朝廷治理黄河的政策进行批评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略：“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只宜因溏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宋史·河渠志》）他的这种“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的治河策略，成为后世历代治河的主流策略，影响深远。
如此等等。任伯雨担任左正言的半年时间，一共上了一百零八道奏折。他所弹劾的官员除了章惇、蔡卞、蔡京这几位朝廷大佬以外，还包括赵挺之、邢恕、黄履等高官。这些都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宵小之徒。
有这么一个大无畏的人担任谏官，一些有污点的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生怕自己有什么小辫子被任伯雨抓住。当时的宰相是曾布，准备给任伯雨升官，让他代行给事中的职务，同时暗地里给他传话，让他少说为佳。给事中是左正言的上一级谏官，可是任伯雨不为所动，反而抗论更加激烈，而且正准备弹劾曾布。这事被曾布知道了，他干脆釜底抽薪，直接把任伯雨调离谏官职位，让他担任度支员外郎（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官员）。不久，又把他外放，担任虢州太守。虢州在现在的河南省西部的灵宝、栾川一带，把任伯雨调离京城，那些害怕他的人才可以睡个安稳觉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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