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科技新闻、潜能和「小波动」
1.娱乐新闻的情绪价值是吃瓜，时政新闻的情绪价值是天下又要大乱了，科技新闻的情绪价值是“这个将改变世界”。
2.如果你寄希望于一个事物的“未来潜力”，你收获失望是大概率事件。
3.我们之所以关心流行事物的潜能，是因为我们想要从预测时尚中获取社会信用。
一个炸裂性的大新闻是2023年7月26日，韩国量子能源研究中心的团队发表论文，声称已经合成了室温常压超导体。这是一个神话般的发现，神奇到了不敢相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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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现象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礼物，也是送给物理学家的谜题。有些非常特殊的物质，在特别极端的条件下，电阻会突然变成零。这意味着没有损耗的电力传输，更意味着一些应用会从不可能变成可能，或者从高不可攀变成容易。
而所谓“特别极端的条件”，真的是特别极端的。首先就是极低的温度：一般也就比绝对零度（−273.15℃）高个几十度 —— 也就是零下两百多摄氏度附近。你要想让温度再高，就得提供特别高的压强。比如此前实验室里超导体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大概是2015年德国马普研究所做出来的 -70℃，而其所需要的压强是150万个大气压。这个温度仍然低于日常应用的温度，而这个压强更是一般环境绝对难以提供的。
所以你可以想见，如果有人能实现常温常压下的超导，将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2023年3月，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印度裔物理学家兰加·迪亚斯（Ranga P. Dias）突然宣布实现了21℃的常温超导。他要求的压强是一万个大气压，仍然很强但是已经比150万个大气压低太多了。而这可是21℃啊！这意味着相当能用！前来听报告的物理学家挤爆了拉斯维加斯的会议大厅……可是没过多久，同行就证明了迪亚斯那个结果是错误的，说严重点叫学术造假 —— 迪亚斯也把论文给撤稿了。
拿德国那个零下70摄氏度、150万个大气压的记录作为基准线，作为当前科学理解，那么迪亚斯宣称的那个零上21摄氏度、一万个大气压的结果就是爆炸性的突破。而这次韩国团队报告的结果，则只能称为神话了。
韩国这种材料被命名为“LK-99”。它只需要我们日常的压强，也就是一个大气压。它的临界温度是*正的*105°C —— 只要低于这个温度，它就有一定的超导性质 —— 而在室温30°C 的情况下，它的电阻就变成了几乎是零，成了一个非常近似的超导体。
超导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排斥磁场，所以放到磁铁上会漂浮起来，这叫做「迈斯纳效应（Meissner effect）」。LK-99表现出了这个效应，韩国团队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块几毫米大小的样品在磁铁上几乎悬浮了起来。
为什么说“几乎”“近似”呢？因为这块样品的电阻还没有达到绝对的0，而且也没有完全悬浮起来，还有一小点是跟磁铁接触的。韩国团队的一位参与者，金贤德（Hyun-Tak Kim）教授，对此的解释是样品还不够完美。
那这个LK-99用的材料是不是特别贵、特别难以合成呢？也不是！他们只是把几种含有铅、氧、硫和磷的粉末状化合物混合在一起，然后在高温下加热数小时，使得这些粉末发生化学反应，变成深灰色固体……具体的操作过程分三步，全都公开了，各国科学家正在加班加点验证。
所以，常温，常压，又便宜，又简单。无数科学家踏破铁鞋无觅处，韩国人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吗？
应该对科技进步保持开放态度，不能用过去的认知评价最新的事物。但韩国的这个超导进展，就好比说昨天的认知还是中美两国正在准备登月，今天早上突然听到新闻说三个意大利人刚刚登陆了火星。
有传言说某实验室已经复现了韩国的结果，但也有传言说能复现的只是LK-99的抗磁性，而不是超导性。
包括OpenAI CEO山姆·奥特曼也发推特说应该只是个抗磁体而已。
如果用一点贝叶斯分析，考虑到这么容易得到超导体的先验概率如此之低，最合理的判断是韩国这个成果是被他们自己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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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技新闻经常是如此。正如娱乐新闻的情绪价值是吃瓜，时政新闻的情绪价值是天下又要大乱了，科技新闻的情绪价值是“这个将改变世界”。现实是只有吃瓜是真的，天下相当不可能大乱，而真正能改变世界的科技突破是极为罕见的。
但新闻必须提供情绪价值，所以报道难免会有所夸大。有时候像前面说的迪亚斯的超导结果，是科学家自己没把握好，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地报告了一个不真实的成果。更多的时候是新闻媒体过分强调了研究成果的“意义”。
比如2022年底美国国家点火装置的那个核聚变进展 。进展是实实在在的进展，各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没有什么事实错误，但那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小进展，距离应用还有十万八千里，而那些报道给你的感觉是核聚变即将改变世界。
也不能说是记者在有意误导。科学家研究的是「科学上的可能性」，而且这一次突破可能只是对可能性的一次小小的逼近。从科学上的可能性到「技术上的可行性」，再到「商业上的可盈利性」，中间还有无数个步骤。同时你还得考虑到时候公众伦理能不能接受，比如基因编辑和脑机接口就有被否定的危险。这些环节中只要有一环不成立或者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从想法到改变世界的反应链条就断了。而记者报道技术突破的时候只是想让你知道那个链条的存在，但没有告诉你那个链条有多么脆弱。
这就使得几乎所有激动人心的科技新闻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炒作。捷克裔加拿大环境学家和政策分析家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2023年专门出了本书，列举了过去几十年间一系列被过度宣传而从未兑现的技术突破。斯米尔说，鉴于现在新闻媒体上充斥着过度的夸大和虚假的承诺，把当前局面称为「后事实社会（post-factual society）」也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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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是“后事实”，这只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一个必然特点而已。
看中国男子足球……的青年球员。当然大家被中国足球教训这么多年，早知道国足是不应该指望的，但总有一些人不死心。其中有一派人，就找到这么一个心理定位：虽然这一届国足不行，但是中国人这么多，总有一些潜力新星，他们会在未来让国足上档次。
一开始是有人说95年出生的这一届还是有希望的。后来95一届连亚青赛都打不好，人们又说97届里面有几个“妖星”。等97届也不行，人们又说00年以后出生的足球人口才真正增多，我们真正的希望是那些“小妖”。现在最新的指望应该是05以后的了。
广州恒大队建立足球学校的时候，我们热烈地讨论了他们从皇马引进的训练方针。万达分批选拔年轻球员留洋的时候，仔细琢磨过每一届的名单。虎扑和微博每周有人更新中国青年球员在海外的表现：如果你能在西班牙次级联赛的青年B队出场甚至打入一球，你的同胞一定会在遥远的网络上为你欢呼。
而那些青年球员中有几个人，是我们心中的明星。其中有1999年出生的刘若钒，因为在比赛中进球如麻，有人送他个外号叫刘如麻。有1998年出生的胥栩，据说他爸领着他去巴萨试训，看了一圈的评价是巴萨青年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有2000年出生的李明，12岁在一场比赛中连过数人的镜头惊艳了全网，后来被马德里竞技队相中，号称“青岛梅西”……我们盼望着这些球员长大，好领着中国队大杀四方。
现在想来，当初的心态，就如同看科技新闻。
现实是今年已经24岁的刘若钒仍然未能成为国家队主力，而且未来成为主力的可能性也不大；今年23岁的李明似乎连中超都未能立足；而胥栩则已经在2022年从中乙陕西长安竞技队退役。
其实不是这些球员不努力，这纯粹是个概率问题。
一个出众的青年球员要想成长为真正的球星，必须过包括身体发育、训练水平、比赛机遇、心态调整等等在内的很多个关，而且还得保证在此期间不受大伤才行 —— 这个反应链条，就如同从科技新闻到改变世界一样脆弱。
要怨只能怨中国的小梅西人数太少。道理是，如果你寄希望于一个事物的“未来潜力”，你收获失望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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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新闻根本不值得看：短期的波动没有意义。如果你想获得真见识，你应该多读书而不是多读新闻。你需要了解历经长期才能显现出来的、真正的趋势。
但我们还是很喜欢看新闻，而且很喜欢看关于某种未来潜力的新闻。事实上，相对于一个东西现在被证明有多厉害，我们更喜欢那些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证明，但是在未来可能很厉害的东西。
比如说，如果你听说有一部电影很可能会获得奥斯卡奖，你会很有兴趣去看这个电影；但是如果这部电影已经得了奥斯卡奖，你观看它的兴趣反而会有所下降。
有研究表明，相对于一个你不认识，但是听说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人，你对一个未来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人会更感兴趣。不管是大学录取还是公司招聘，如果候选人能证明自己有潜能，那他被选中的机会会更大。
也许选拔潜能是一种“捡漏”，你喜欢以低价购入好东西 —— 但是像提前看有可能获得奥斯卡的电影这种行为，似乎跟获利没啥关系。
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宾·汉森（Robin Hanson）有个说法，认为我们之所以关心流行事物的潜能，是因为我们想要从预测时尚中获取社会信用：这个片得了奥斯卡是吧，去年它刚上映的时候我就看过，我早就跟你说过是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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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时尚不是个值得推崇的行为，但这也挺好。阅读新闻真正的价值是你可以参与：你可以谈论、争辩和预测。你为了获得说对的高光而宁可冒说错的风险，你把自己的荣辱甚至身份认同与一件公共事务的短期波动联系在了一起。
这非常愚蠢。但我们想参与。长期趋势固然好，写进书里的历史固然更正确，但是只有短期波动才是可参与的。真正的动作都在短期，正如关心本地新闻的人才是真正的本地人。
大惊小怪体现了生命力，多折腾才有意思：对与不对已经不重要了。
知识点二：盖尔定律
1.盖尔定律：一个有效的复杂系统总是被发现是由一个有效的简单系统演变而来。一个从零开始设计的复杂系统永远不会工作，也不能通过修补来使其工作。你必须从一个简单的工作系统重新开始。
2.复杂是不得已，不要以复杂为荣，简单才是最好的。不要寻求一次性解决大问题，不要与演化为敌。
说一个相关但是不一样的角度，也是一个对做大事非常有用的规律。不过这里说的不是做一个单个的建设项目，而是一系列产品，或者一个系统。
市面上那些软件、什么APP之类，为什么总要动不动就来一次升级迭代呢？有时候升级带来了新功能，更多时候则纯粹是查缺补漏、乃至于修正前一版的错误。那些开发者为什么不一次性做好了再发布呢？
你可能知道产品开发有个说法叫「MVP」，也就是「最小可行产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意思是如果你有个很新的产品或者服务，你先不要追求功能全面，应该先弄个有最重要的功能的版本就开卖，看看市场反应。如果事实证明你这个东西有「X因素」，用户买账，那你就继续投入；如果没什么反响，那你就砍掉这个项目。
这是一种先试水，一边做一边迭代，摸着石头过河的开发方法。
有些人认为先搞MVP是因为资源有限，是能力问题 —— 你看人家苹果推出的第一款VR设备完成度就那么高！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应该把产品方方面面都做好了再推向市场。
都准备好了再推出是错误的路线。MVP并不仅仅是个无奈之举，更是个智慧之举。这里面有惨痛的教训和专治不服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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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教训。2013年，作为奥巴马医保改革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一个面向全国低收入、没有医保的人群的一个医保网站，叫healthcare.gov。这是一个大项目，由政府牵头，很多家公司共同参与了网站建设。项目开始不久，就展现出了政府项目的一个特色：预算越来越高。
刚开始建设时，网站预计成本只有九千万美元；开工没多久，成本就飙升到了2.92亿美元；等到最终建成，实际成本已经超过了17亿美元。
而尽管花了这么多钱，网站却是刚刚开通两小时就崩溃了。
这可是引领互联网科技之先的美国啊，奥巴马很爱说自己喜欢科技吗？花这么多钱连个医保网站都搞不好？这其中有没有官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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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官僚主义问题。事实是奥巴马医保网站可以说是个挺正常的政府项目。
据研究，2016年之前的十年间，联邦政府94%的大型信息技术项目都是不成功的，超过50%的项目被推迟、超出预算或未达到预期，更有41.4%的项目被判定为完全失败。
所以你政府搞什么网站啊。直接让一家私人公司做，才是省时省力省钱，最对得起老百姓的办法。
政府搞不好的根本原因是管理有问题，因为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并不真的在乎成本，而且也不真的在乎项目完成的好坏。政府就不是一个能少花钱多办事儿的机构。
而如果仔细分析其中的过程，会发现更有意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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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人和政治顾问詹妮弗·帕尔卡（Jennifer Pahlka）的《重新编程美国：政府为何在数字时代失败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其中分析了奥巴马医改网站失败的细节，非常值得深思。
美国原本的情况是如果你是老人，政府给提供医保；如果你有份不错的工作，公司帮着买医保；如果你有钱，你可以自己买医保 —— 麻烦在于收入比较低、公司和自己都承担不起医保的人群。奥巴马医保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这部分人提供比较低价的医保。那既然是平价，就意味着不是人人都可以购买这份医保，你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行。
所以那个医保网站必须跟很多个数据库联网，交叉验证用户是否符合资格。而且医保并不是政府办的，是政府交给数百家私人保险公司办的，所以网站还必须跟那些保险公司通信。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站。
而复杂的事物中往往有二八法则。奥巴马医保典型的用户是低收入的美国公民，本来这个计划就是专门给美国公民安排的。但凡事总有例外，相关法案还规定了17种“特殊情况”，说符合条件的外国移民也可以享受这个医保。那些外国移民的数量其实非常少，但是验证符合条件信息的程序要比美国公民复杂得多。
面对这样的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先弄个MVP，服务核心人群。可能网站只要投入10%的成本，就能服务好85%的用户。如果是企业家做这件事，肯定是我先把85%的钱赚了，把剩下那些难搞的先放着，将来慢慢想办法。
但既然是政府项目，怎么能弄个网站先把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群排除在外呢？网站的设计要求是一上来就把所有功能都做全 —— 这才导致了费时费力费钱和崩溃。
帕尔卡说，这个医保网站的问题在于它有很多项目经理，但没有产品经理。如果有产品经理，他一定会要求网站先减少一部分功能。
政府总是想搞个大而全的顶层设计，殊不知「可行」的重要性。可行不仅仅是为了少花钱多办事 —— 更是为了能办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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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一个思想叫「盖尔定律」，出自一位叫约翰·盖尔（John Gall, 1925 - 2014）的儿科医生和系统论专家。
盖尔1975年出了本叫《通用系统学》的书，其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是这样的 ——
「一个有效的复杂系统总是被发现是由一个有效的简单系统演变而来。一个从零开始设计的复杂系统永远不会工作，也不能通过修补来使其工作。你必须从一个简单的工作系统重新开始。」
这就是盖尔定律。盖尔说的非常强硬，你资源再多再厉害，也不能一上来就弄成一个复杂系统，你只能先弄个简单系统，让它演化成一个复杂系统。
这是为啥呢？因为你不可能一上来就能看清楚复杂系统中各种变量的相互依赖关系，你不知道面对真实的环境的时候，这个系统会如何作为。纸面上的东西设计得再周全也总有想不到的地方，更何况真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
只有从简单出发，在跟真实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慢慢学习那些本地的、难以写在书本上的知识，不断迭代，才能形成能用的复杂系统。
能用的复杂系统一定是演化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盖尔定律从根本上否定了顶层设计，要求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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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定律的例证无处不在，复杂可行总是出自简单可行。
就拿互联网来说，今天你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在网上干，可是互联网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给老百姓用的。但没关系，有人能用就行。有人愿意用，它就可以迭代，就可以稍微变得复杂一点；你复杂一点，用的人就多一点，如此正反馈循环。
盖尔定律不仅仅适用于创业公司。比如你是个大公司，你们看到一个潜在的新兴方向。最好的办法不是立即大张旗鼓地成立一个新部门，而是先弄个小团队，弄出个不求全面只求可行的小项目，一点点发展壮大。
盖尔定律也不仅仅适用于产品开发。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外国学者都特别推崇中国政府的实验精神：全面推出什么新政策之前都爱先弄个「试点」。试点方法还非常讲究，往往会选择几个经济发达地区和几个经济不发达地区，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都要有代表，小范围试一试：行，就向全国推广；不行，那就先放一放。所以那时候人们都说中国是工程师治国。
大城市几乎都是从小地方发展而来的。是这个地方本来就具有吸引力，人们自发就愿意去，去的人越来越多才形成城市，而不是一上来就在这里设计了一座大城。
盖尔定律还可以用在个人成长上。不要相信什么我今天发个大愿，制定了一项周密的奋斗计划，我要从此之后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到几点之间必须读书，几点必须健身等等等……那种计划注定失败。
正确的做法是先选择一个最低限度的改变，一项就好，必须既容易坚持、又能看到效果。等有了效果，你形成了习惯，再增加别的。
现在尤其有些家长爱对孩子搞顶层设计，报一大堆兴趣班、制定一份详细的作息时间表，逼着孩子必须做到……他们怎么不想想，那些要求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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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定律的根本要求是「可行」，而它的价值观是简单才是好的。哪怕不得不搞个复杂的东西，你也要尽可能让它简单化。
除了MVP，软件开发中还有个思想叫「微服务（Microservices）」，意思是不要寻求用一个软件提供所有的服务，最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基本服务都由一个专门软件负责，而综合服务只要调用那些软件的API就行了。
举个例子，你想做一个能让用户输入地址查询天气的系统。为了盈利，你这个系统除了会显示天气，还需要记录用户的身份、知道用户当前所在地点是哪、他查询的地点是不是外地，如果是的话他就很可能正要去那个地点旅行，那么系统就可以给他推荐一些什么航班信息之类的广告。所以你这个系统需要天气、用户身份存储、地理定位、航班信息、跟广告商联网等等的功能。
如果把所有功能都让系统自己实现，那就很可能会出各种问题，比如用户身份信息容易被广告商滥用、一个地方出了毛病就得改很多地方等等。
更好的办法，是市场上已经存在专门提供天气信息、专门存储用户身份信息这些基础性功能的微服务，它们各自独立，而你可以通过调用API把它们放在一起使用。这样你的开发不但方便，而且安全，而且因为微服务都已经很成熟了，你也更可靠。这叫「解耦设计（Decoupled Design）」。
这就是简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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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是不得已，不要以复杂为荣，简单才是最好的。不要寻求一次性解决大问题，不要与演化为敌。
那你说苹果做Vision Pro为啥就能一出手就是成熟产品呢？这跟苹果的市场地位和VR头盔的竞争局面很有关系，别忘了苹果之前已经有人做过VR的MVP了。但即便如此，这个价格高达3499美元的设备到底行不行，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话不是安慰，而是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