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关西是一个屠户。虽然是屠户，仅仅在菜市场上卖猪肉，但因为也是个小有背景的人，所以就渐渐成了气候，有了一定的势力和资产。镇关西的所谓“背景”，实际上就是通过贿赂，找了个官方的“靠山”，其本人并不是什么“官二代”或依靠裙带关系而走上发达之路的。一个菜市场卖猪肉的，也要投靠到某个有势力的官员门下，可见在当时官商勾结是极其普遍的。亦可见在当时一个商人要想将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就必须要攀附上官方的势力，否则你将会是举步维艰难以发展下去。西门庆攀附上当地县太爷，便由一个破落的商人变成土豪；镇关西攀附上贵人，便由一个卖猪肉的小贩，转身变成了批发兼零售猪肉的大老板。

郑屠投靠在当地小种经略相公门下。经略，是北宋军职“经略安抚制置使”的简称。北宋的“经略”是“掌管边疆军民大事”的官儿，设在全国各路。其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各地军区，经略相公则是军区司令员。但军区司令员只负责“军”，却不负责“民”，而“经略相公”是军政合一的地方官员，其权力要比知府、知州大得多，当然也比今天的军区司令员权力大。所以在鲁达打死镇关西后，当地府尹不敢直接抓鲁达，还得向鲁达的领导小种经略相公请示，在请示过会方才能抓捕鲁达。

投靠当地最高领导的门下，自然是腰杆子挺的很直，有点“狗仗人势”了。郑屠的肉铺店还是不小的。太小的商人，也攀附不上那么高位的权贵。一个小卖部的小商贩，又如何能和当地最高领导打上交道呢？便是你想，也没有那个财力。哪怕是和最高领导的手下拉关系，也是行不通。郑屠有两个门面，雇了十来个刀手卖肉。在当地菜市场，这就已经很不简单。有那么多助手在那里忙活，镇关西无非就是看看场子，自己根本无需动手。

一个卖肉的，尚且要依附某个官员，看来那时的商人和官方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假如没有所谓背后的势力，是不是就只有挨欺负的份呢？或许，在当时的市场，确实是如此境况。施恩和蒋门神之间的斗争，我们从中可见一斑。而向施恩或蒋门神“进贡”的店铺，亦是一种“依附”关系。如果你不“依附”，也不可能存活下去。这种“依附”，其实也是被动的无奈之举。至于那些主动“依附”者，不过转变下形式，变被动为主动，其目的亦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在水浒中，卖肉的不止郑屠，石秀和杨雄的老丈人也曾合伙开了个肉铺。这个肉铺和郑屠的肉铺相比要小了很多。石秀也就只有一个副手，杨雄的老丈人潘公则是没事去看看或张罗下。石秀只是两三个人打理的肉铺，并且还是合伙人经营的性质，这样的肉铺也便是我们在菜市场常见的小摊位，很难做成零售兼批发的大买卖；郑屠是拥有十几名员工的肉铺，单从人数上便见其实力之一斑，批发兼零售自不在话下。这个肉铺还是郑屠一个人的，可知郑屠的资产要比杨雄老丈人的雄厚多了。两三个人的肉铺，也就能维持生计，多少可以赚些银两养活家小，总比石秀自个在山上打柴要强出百倍。打柴卖柴你能挣几个钱？辛辛苦苦打点柴，也换不来几个铜板。哪怕你打一辈子的柴，也不可能在城里买得起房子，你只能躲到深山老林里，继续着劈柴卖柴的生活。

任何人要去做生意，都是需要本钱的；有了本钱，你便可以做个什么买卖。没有本钱，只会越过越穷，也只可勉强度日。勉强度日，便永远没有本钱去做生意。如此循环反复，穷人是更穷，富人则更加的富有。不过，石秀在杨雄老丈人那里干也很窝火。尽管貌似是合伙人，但还是“依附”于人家，自己只是出个人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石秀只能算是人家聘请的经理，负责给其打理公司的，而公司的法人代表却是杨雄的老丈人。当然，杨雄的老丈人“依附”的还是杨雄。没有杨雄在背后支撑，杨雄老丈人的肉铺也难以开张。

尽管经理比普通员工的待遇要好些，可终归还是一个替他人做嫁衣裳的打工仔。如果法人代表对你够意思，可能会分点股份给你，这样你算是公司里的一个小股东，你可能才会有“主人”般的成就感。而根据石秀的地位和情况来看，石秀这个“经理”在公司里是应该没有什么股份的。杨雄老丈人动不动就将店铺关门，根本就不事先去同石秀商量一下。这种霸道作风，严重的伤害了石秀的自尊心，也使得石秀对该店铺的老板感到不满意。若感到相当满意，能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来做，估计石秀对杨雄老婆偷情的事情也会是睁只眼闭只眼。我有自己的事业，我只管打理好自己的事业，何必管他人的闲事呢？正是因为不想干，干得很窝火，石秀才动了杀机。

况且，石秀这个经理是被人家聘请过来的，吃住还都在人家，更是会让人产生压抑感。有钱了，谁不愿意自己买套房子搬出去住？哪怕出去租房子住，也比和人家住一个院子要好。作为一个正常人，都会如此想。石秀迫于生计和自身条件，才不得不低头，和人家同住一个院子，或将就着在肉铺旁边的住房里安身。肉铺里的卫生条件可想而知，与猪做邻居，想一想都不是什么滋味。

如果这个肉铺是自己的，与猪做邻居，或者每天起早贪黑的杀猪卖肉，也算不了什么。在个人创业初期，谁都有个艰苦的时候。但石秀只是人家聘请来的打工仔，所作所为的并不是自己的事业。甚至，石秀还兼干其他杂活，比如忙前忙后的帮助人家张罗家事，实质上就是人家的一个帮佣，想让你干什么你就需要干什么。这样的合伙人，估计是想找也找不到。也正因此，杨雄才给自己找来了一个“麻烦”。只要石秀一天不独立，石秀一天不离开自家院子，终究会出问题。你没有将其当成合伙人看待，乃至你都没有将其当成一个职业经理人看待，人家私底下心里能痛快么，私底下能不愤愤不平么？遇到了机会，能不拆散你的家庭么？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凡事都是我去干，你当幕后的大股东，却不把我当股东看待，换做谁都是心里不爽。

再看看郑屠，那可是吃香的喝辣的，小日子过的是蒸蒸日上。慢慢的，也就成了一个“暴发户”，手里头也有了不少的积蓄。一个卖猪肉的土豪，文化素质应该是高不到哪去。在那时，万物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去卖猪肉，想也不敢想，也根本不可能屈尊去做那等“低贱事”。只有不读书者，才会卖猪肉。当然，不读书者并不代表个人素质就一定低。有些人虽不是书生，但比读书人的素质还要高。

可郑屠这个人的人品确实是不怎么样。在郑屠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某些暴发户的本性。这些暴发户有钱是不假，自己任性起来也似乎很是任性，可对他人却又是极其的小气。如果要让他花钱，不亚于铁公鸡拔毛那般难。他若舍得花钱，也必然是有利可图。比如郑屠是很愿意在小种经略相公身上花钱的。毕竟有小种经略相公给其撑腰，在杀猪卖肉这块市场上，他就可以形成气候，并且逐渐成为当地猪肉市场的龙头老大了。

若是要其对普通人花钱，他是绝不会给的。从此言，西门庆这个人要远远胜过郑屠。西门庆虽小气，但还尚存有乐于助人的精神和行为，要不郓哥也不会想到没钱时便向西门庆讨点钱花。换个类似葛朗台式的财主，便是一根毛你也讨不到，只能去讨打。郓哥想到西门庆，就证明西门庆不止一次的帮助过郓哥。只有帮助过郓哥，郓哥才会有胆量去找西门庆讨钱。即便是和潘金莲偷情，西门庆也还是舍得在王婆那里花本钱的。从此言，西门庆这个人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但西门庆有了钱又有了势力后，便开始任性起来，做起事情更是逐渐的有些忘乎所以。

而郑屠这个暴发户则不然。郑屠不仅不会做出类似西门庆那般的善事，还会一味的去做欺负弱者的恶事，比如郑屠包养金翠莲，便是玩的“空手套白狼”的伎俩。和其他暴发户一样，郑屠有了钱后，也想到要包养个“二奶”，好过上家里家外都有老婆的幸福生活。正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从郑屠和西门庆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男人有了钱，便会要为自己去找乐。精神空虚者，特别需要一些乐子来填补自己的空虚。饱暖思淫欲。食色性也。男人的本性驱使着他们去寻花问柳，自古至今都无法改变。至于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男人在吃饱喝足了之后，所思所想的不只是礼节还会有美色。而在美色的追求上，也要远远大于礼节。孔夫子不是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一个人，放纵起来容易，约束起来则很不容易。即便是由奢入俭，也让人难以适应和及时的调整过来。而在那个年代包养二奶是很普遍和流行的，亦是合乎法礼的，不像现在的一些人还要藏着掖着。藏着掖着，是怕被人知晓。怕老婆者，在外包养二奶是怕老婆知晓；想在功名上继续搏上一搏的，在外包养二奶是怕社会上知晓，社会上都知晓了组织上便知晓，组织上知晓了个人的前程便由此会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