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尤其是，波斯特对当下电子媒介时代中西方启蒙理性传统瓦解的描述，是极具闪光点的。
但是，在这里，也必须指出，波斯特的论述中仍有不少硬伤。
首先是有关概念的。信息方式，是波斯特展开理论阐述的一个重要概念。
虽然，在全书的导论中，波斯特指出，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是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的一种借用，但是，也许是出于汉语自身的一些局限性，对这一重要概念的准确定义，我们并不能理解得很清楚。我们仅仅能从其在书中的有关片段的论述中找到一些线索：
（1）这是一个有关历史分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显然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最为贴合的。根据这一概念，波斯特将历史分为口语、书写或印刷，以及电子媒介三个时期。
（2）这是一个有关符号生产、交换的概念。在这里，波斯特显然是将“信息”与“符号”等同了起来，“信息的方式”也就意味着符号的运作，这关系到符号与人、符号与语境、符号与技术-机器等的关系。
事实上，围绕符号的论述，波斯特站在了后结构主义的立场（而非他自己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当下社会中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剖析。
在第一章中，波斯特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的。他批判了贝尔所建构的“后工业社会”概念。他指出，
（1）贝尔的理论简单将商品运行的逻辑移用到了信息运行的体系之中，从而在事实上将信息做了“物化（实体化）”处理。
（2）在信息被“物化”处理后，贝尔基于控制论的观点，强调将信息置于“科学”的管理之下，从而引发了波斯特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探讨。
（3）借助分析马克思与韦伯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看法，波斯特力图解释所谓“后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趋势。
（4）波斯特以哈贝马斯的“符号互动-交往行动”理论对上述马克思、韦伯等人的论述予以补救。
波斯特之所以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开刀，作为他首篇批判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想通过批判来廓清其自己的“信息方式”概念与简单挪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而“后工业社会”概念恰是此类艰难挪用的典型代表。
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引用，恐怕仅止于此。在其后的各章中，波斯特更多是援引了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们的理论来对电子媒介环境进行分析。
当然，这样的问题部分地是源于波斯特所采用的叙述策略。为了较为深刻地刻画启蒙理性的瓦解，他不断引入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来证实其观点——信息方式取代生产方式（或消费主义）成为电子媒介时代中的支配性原则，但是，也正因此，他迷失于后现代的各种理论之中。
而在其中，他更多倚重的则是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
通观全书，无论是对广告、数据库的探讨，还是对电脑书写的描述，抑或微观权力、后现代政治格局的研究，波斯特所反复申述的电子媒介场景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特征：
（1）个人/主体的崩溃。由于主体本身是构建性的，在电子媒介中，主体面临着多重的构建过程，所以，相对的，也就变得更为不稳定。与此同时，机器的“人化”也让作为主体的人倍感困惑。
（2）话语的多元竞争。尤其在论述利奥塔的一节中，波斯特指出，由科学话语、工具理性等所建构的唯一的叙事体系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为多元的话语体系。
而这些，无疑更多得自于福柯和利奥塔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