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说：“大多数时候，在告诉人们该怎么想方面，媒体恐怕并不怎么成功；可在告诉人们该想些什么方面，它们成功得吓人。”

包括最近的“携程亲子园”新闻事件，几乎所有的新闻都是伯纳德·科恩所说的这种媒体套路。

“携程亲子园”事发后，家长炸开了锅，心痛和谴责的声音，不绝于耳，从前类似的新闻也都被翻了出来，刺激人们的神经。与此同时，幼教机构和幼教从业人员也不得不紧张起来，因为随时都有“一锅端”的人指责任何一位幼教从业人员，更有学生家长，凭着新闻事件恶意度人，心血来潮不断问自己孩子在学校是否被打被灌药被虐待，接着跟老师频频对证。幼师或者幼教机构，不得不断变换形式解释澄清，以防随时随地扣下来的“黑锅”……

所以，当我们关注新闻时，我们关注的到底是什么？

每年“9·11”时间纪念日来临的时候，相关媒体报道都在纪念日前后数天里达到高峰，接着，又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迅速下降。

有人在这段时间里向市民做调查，请市民列举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纪念日前两个星期，也就是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进行“轰炸”前，大约有30%的参与调查者认为“9·11”事件可列为其一。

随着纪念日越来越近，媒体报道的力度越来越强，参与调查者提名“9·11”事件的比例提升到了65%。

纪念日过去两个星期后，媒体对“9·11”的报道偃旗息鼓，又只有30%的参与调查者将“9·11”列为几十年来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之列了。

由此可见，新闻报道的数量能极大地影响那些接触媒体报道的旁观者对事情重要程度的感知。

2000年夏天，德国杜塞尔多夫火车总站发生爆炸事件，有几名东欧移民受了伤。诸多新闻媒体报道中，有一个报道的细节最能唤起公众们的同情心——一位受害者不光在爆炸中失去了一条腿，还因此失去了腹中的孩子。

警察并没有证据，但从一开始就怀疑爆炸事件跟一个反移民的右翼团体有关系。

那个报道的细节和警察的怀疑，把媒体刺激到了，在之后的一个月里媒体持续刊登有关德国右翼极端主义的文章。

同期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右翼极端主义是本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民众，从几乎为零飙升到了35%。

更重要的是，几个月过去后，相关媒体报道消失后，这个民意调查的比例又再次降回原来几乎为零的水平。

由此不难窥见，受轰动效应或者时效元素推动的新闻报道，先是抓住了受众注意力，随后自然而然改变了受众们的关注点。而改变后的焦点，反过来影响了受众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说：“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是非同小可的，除非你正在想它。”

而媒体则充当了一个“不怕事儿大”的角色，事件发生后便顺势长篇累牍，不间断的报道“轰炸”，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提醒公众——此时此刻，想这件事。

可是，公众怎样想这件事，媒体是不管的。就像站街妓女，对着街上的潜在嫖客一通勾搭，“来吧，来玩儿啊大哥”，她只管勾搭，却不管过后嫖客是不是爽，是不是会染病，家庭会不会受影响，也不在乎嫖客会不会常常想起她。

我们这些被“勾搭”上的人，为人父母的，看了报道心疼了、气愤了、咒骂了，还由此影响对孩子幼儿园的信任和评价了；做幼师的，看了报道和公众反应，紧张了、心慌了，甚至由此改变职业走向了。

媒体才不管那些，他们只看平台流量大了没有，流量主收入是不是多了。

慢慢，时间腐蚀了新闻事件，或者其他热点踢走了过气儿的旧事。今天闹得沸沸扬扬的话题，刹那间就可以烟消云散，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被媒体冷落，被公众遗忘。

媒体的长篇累牍、疯狂轰炸，公众看似热络殷切的关注，最后都归结于何方？

不过是一场旁观者的狂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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