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到极致，不是绝望，是爱。
但雅斯贝尔斯不懂。“我们能够向史前投射的那种暗淡光芒，简直冲不破漫长的黑暗。”忧心于二十世纪初叶人类在剧变中折射出的巨大矛盾，他与同道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埋首于烟海史籍，试图用存在主义哲学来解开时代的精神困境。
可是存在主义揭示的未来，是一副荒诞惨象：战火绵延，焦虑泛滥，道德沦丧，理性失效……多么斩钉截铁！多么冷酷无情！多么让人心寒！难道哲学家忧思的意义，在于把浓黑的悲凉抛给世人？
幸而有加缪。“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加缪懂得：唯有这种纯粹个人性质的精神危机，才能深度震撼心灵，才能激起挑战困境的激情。因此他在分析卡夫卡的《城堡》时，掘出了反抗的种子；西绪福斯的苦难背后，有作为人类的无上骄傲和幸福。他的忧思背后有浩瀚的人类之爱，故能在悲剧的黑幕上撕开一泻光明。
加缪不孤独。还有施宾格勒，忧心忡忡却也是温和慈爱地告诫世人：“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还有汤因比，望见巴尔干半岛的壮美河山，困惑于一战的纷乱野蛮，于是穷尽一生留下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以启后人。
顺着汤因比的目光，自巴尔干向东掠过广袤的欧亚大陆，在东端——中国，亦有灿若群星的魂灵向我们诠释忧与爱。
灵均、少陵的诗，任公、鲁迅的文，忧至极深处，也是爱至极烈处。他们看透了人世的种种偏枯缺憾，然而不喑哑绝望，反而是咀嚼夜色以喷薄黎明，“道济天下之溺”而“下与浊世扫秕糠”。
而当代的忧与爱的代言人中，有史铁生。他的笔下不乏忧郁的晦暗：地坛的萧索，琴弦之命的脆弱。但恰如许纪霖所言，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反而为人战胜忧郁，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展开了可能性空间。“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看清生活后继续爱它。”罗曼·罗兰的隽语，不正是史铁生忧爱相生之灵魂的写照？
欣慰的是，史铁生也不孤独。想到张承志，纵然忧愤于“世道下作”，也不放弃“以笔为旗”，依旧忘我地营造一方开阔苍茫的文字沃土来滋养读者对真美的爱慕。想到张炜，在纯文学无从立身的今日，竟肯花二十年功夫炼出一部《你在高原》，令五十年代生人相信他们的记忆没有如烟消亡，相信家国之爱犹是种高尚情操。
无论是作家还是诗人，是哲学家还是史学家，他们共同的名字是“知识分子”，他们共同的使命是洞察时代忧患的症结。当这忧思臻于极致，可以有雾雨雷电，可以有衰草枯杨，但不能只有黑暗，不能宣扬绝望，因这绝望会摧毁等待拯救的生民。夜的如漆苦辛，当在思想的挣扎里埋葬，如此，才能给世界一场希望的日出，有如马尔克斯笔下马贡多四年大雨后的日出：
“一轮憨厚、鲜红，像破转碎末般粗糙的红日照亮了世界，这阳光几乎像流水一样清新。”
像流水一样清新的，忧到极致而淬炼出的爱的光明。
2012年6月7日
梁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