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袁隆平，不知不觉间已迈进了不惑之年，但依然有太多难以解开的疑惑。一个迟迟拿不出一点实际成果的科研项目，让袁隆平一直无法证明自己的技术路线是正确的，而这么多年，他仿佛一直在以失败的方式验证那个水稻杂交的“无优势论”是正确的。很多人对这个论断是越来越深信不疑了，对袁隆平的技术路线也就越来越质疑了，其中也不乏水稻育种方面的权威专家和学者，认为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一个在现代遗传学上早有定论的大限，不是能不能从根本上突破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就走不通的死胡同。那么多国内外权威专家都久攻不下的一个世界性难题，难道就能在一个普通农校老师手里攻破？说句实诚话，作为一个历史追踪者，如果我在那个年代听说了此事，也会连连摇头：怎么可能？几乎不可能！

但袁隆平依然坚信他的技术路线是对的，那一粒神奇的种子是存在的，也是能够找到的。他这样打比喻：“这好比一个人听收音机，他收不到信息，就愣说人家电台没播音，这是没有道理的。科学这个东西是不讲情面的，它不会因为谁是专家就青睐谁，成功的阶梯永远铺在勇于探索者的脚下。”他也反复思考过这六年来的经验教训，觉得自己的思路并没有错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很多事还真是当局者迷，在长久的沉思之后，袁隆平才意识到，他们虽说走出了雪峰山，把中国南方都变成了他们的试验田，但一直都没有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选用栽培稻作为亲本材料，利用人工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验惯性和思维定势。若要从中突破就必须打破思维定势，而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有人这样比喻，思维就像曲别针一样，至少有亿万种可能的变化。而也正是这种对思维定势的觉悟和改变，让他脑子里的灵感又一次乍现，他又一次豁然开朗了，倘若能够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通过核置换的方式，创造出新的雄性不育材料，从而培育出雄性不育系，是否会从根本上突破呢？尽管此时还是一个假设和问号，但接下来的科学事实将验证，对于袁隆平，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又是一个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最终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获得了根本性突破。

按照袁隆平的这一思路，第一就要在大自然中找到野生稻，再用野生稻同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利用远缘种间的生殖隔离特性来产生新的雄性不育材料。

除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存在，袁隆平还有一个信心，中国有着适合稻子生长的辽阔而丰厚的水土，而野生稻一般分布在岭南、海南、云南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偏远地区，这些省区都是历史悠久的稻作区，蕴藏着丰富的物种资源。袁隆平这次云南之行，虽说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但祸兮福所倚，还真是不虚此行，经过小半年的辛勤劳作，他们又繁育出了一代雄性不育的种子，而更重要的是，袁隆平又为未来的杂交水稻研究勾画出了一条思路，并在1970年4月搜集到了云南野生稻，用来做野栽杂交试验。说来可惜，由于这次试验没有对野生稻进行短光处理（对感光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短期光周期诱导处理，能促进发育，让开花日期提早），袁隆平把野生稻栽在靖县的试验田里后，生育期太长了，最终没能抽穗，这一次野栽杂交试验失败了。

失败，我实在不忍再用“失败”这个词，对于经历了太多磨难、太多失败的袁隆平，这个词实在太残忍。失败不一定就是成功之母，也可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直至最终的失败。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的一句话也许比较科学：“我的那些最重要的发现是受到失败的启示而作出的。”而袁隆平接下来将验证它。

其实袁隆平那锲而不舍的意志和毅力远比我想象的要顽强。从1964年袁隆平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70年的这六年，新华社的一篇通稿里曾做出这样评价：“六年是多少个日夜呢？没有成功也就没有鲜花和掌声。这是追求理想锲而不舍的六年。这也是人类进行水稻革命最有意义的六年，难度之大，压力之大，条件之差，时间之长，超过了居里夫妇对放射性镭的艰苦探索。”原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陈明山也是一个追逐太阳的人，多年一直关注和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他曾如是感叹：“袁隆平最苦、最难是1970年以前，但他从来没有消沉过，也没有抱怨过，即使再多困难也难不倒，这样的人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

（该文节选自《袁隆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