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什么“经”，它的每一段言教，都有情境——谁问的、针对什么事、老师引用哪一套逻辑。等等。
然后，再反观自己，是不是同样的处境、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段话就和自己无关。
我看自己：没有子路之勇、冉有之尊、曾子之思、颜回之乐、子张之禄、公西华之仪、子贡之富，顶多是个驾车的樊迟。
樊迟属于一不留神就会跑到墨家去的人——墨家是一个“工匠+战士+祭司”联合体，也是城邦社会的产物，行会和十字军的萌芽。而我们在20世纪所受的熏陶，可以算它们在工业时代的垂迹。
在心理上，信奉墨家的人，大抵来自一种无根者的焦虑——背井离乡，无所依仗，只相信工具和纪律。对于孔子这样的“有根者”，定居伦理的化身，不得其门而入。
按照常理，这种来自流动者的冲击，会迫使儒家发展出一种“便携的礼法”。就像《大学》，硬是在自己内部，凿出一个微缩的课堂，“身”与“学”实现内循环。这样，即使没有邦国，不论在朝（理学），在野（心学），在异国（顾炎武），都能存续。但孔子毕竟是春秋人，还没看见真正的寒冬，只能泛泛而谈。
站在孔子的角度，他对樊迟的回应，可以看作“君子不器”的自然延伸——孔子怕的不是劳动，而是工具人。
这就来到了更普遍的问题上——对抗“异化”，是古今中外共同的难题。
最常见的做法，是立一个锚点，它一般是双重的——儒家的“道+亲”，墨家的“鬼神+组织”，旧约的“会幕+会众”。。。然后在寒冬里，各自接受考验。
樊迟如果真去钻研农艺，就成了墨家。如果留在孔子身边，只是一个司机。似乎始终没有合适他的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