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温与惠内尔认为，所谓的“电视研究”，一方面出现零散的、琐碎化的缺乏理论色彩的特点；与此对应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大批适用于电视的学术理论和观念，关于电视研究的专著及论文层出不穷。本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向电视领域的学生解释这些不断涌人电视研究的专业术语，如：体裁、叙事方式、隐喻、转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语码、常规、一词多义等。除了有这么多令人迷惑的术语，专有名词，涉及的多个学科门类，让读者不容易一下子亲近外，本书由多名作者合作而成，章节之间的关联与匹配也不如惯见的教材那样明晰。鉴于本书的这些特点，我认为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从中整理出相对明确的线索，便于对作品有更完整的理解。
在许多方面，电视媒体明显地倾向于主流意识形态，其作用表现为掩盖、置换和归化社会问题及矛盾，而这一过程表现在电视节目的形式与内容上。电视首先构筑自己的世界观，然后通过它自己的一套编辑、选择及摄影方法使之自然化并成为一种正确的观点。
首先。电视通过节目营造出国家意识对于普通观众的现实意义。如英国独立电视公司的《早安，英国》通过称谓“你们”、“我们”，既意味着电视主持人与普通观众的平等，也意味着“我们（主持人与观众）同在一个国家”的意象。电视以最欢快的方式，用所谓“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声调把我们涵盖其中，这貌似服从，实际上是在关健时刻把我们排挤在权力之外。
其次，电视还通过对一些特定事务的报道，在观众心中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英国皇家婚礼在媒体营造“英国特色”的国家意识形态方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它构成了“我们英国“的观点，同时表达了对现存体制的自鸣得意和崇敬。
再次，电视的叙事方式及其风格可以通过掩盖和置换的手段转移和掩盖社会矛盾。电视所设置的悬念和问题，以及随后戏剧化解决，可以让观众从这种叙事形式中得到慰籍。同时，大多数故事过多地强调个人，大众就可能忽视社会及其制度层面的根本。另外，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一些故事有着“魔术般”的结局，问题迎刃而解，从而给人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结局。
在促成统治权建立的过程中，“大众文化”起着双重和对立的作用，显示了大众文化和电视的魅力和矛盾所在：它们一箭双雕—一既能使人民得到满足，又能促使人民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大众文化是为人民而创造的，但它却掌握在拥有并控制着大众传媒机器的少数集团手中。大众娱乐节目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现实中很难实现的乌托邦理想化世界，观众通过电视娱乐节目来逃避现实。
那些建立在“媒体应当是一面不走样的镜子”的简单反映论的基础上，对媒介“偏见”的抱怨，无助于我们认清问同题的本身。虽然关于“偏见”的讨论贯穿本书的始终，但作者显然并未试图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种（或几种）视角去分析这些“偏见”问题。或者，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比间题本身的解决更有理论价值，这也是我们现在重读本书的意义所在。
尽管《电视的真相》是一部传播学必读书，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并不值得推荐。原书开篇就是《公共服务广插：一部概念史》，“公共服务”概念的厘清有助于对全书的理解。但在中译本中，不知为何将第一、二章移至最后，这对全书的结构并无益处，另外，本书的译校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