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然而，在这光鲜的表象之下，一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却不断提醒我们：当商业逐利凌驾于道德与法律之上时，社会将付出何等沉重的代价。
2008年，一场席卷全国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震惊世界。为了在检测中虚增蛋白质含量，三鹿集团在婴幼儿奶粉中非法添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这场人为灾难导致超过30万名婴儿出现泌尿系统异常，其中近6000名确诊为肾结石，更有数名幼小生命因此夭折。更令人愤慨的是，早在2007年底，企业就已收到消费者投诉，却选择隐瞒不报，继续销售问题产品。最终，三鹿破产，多名高管获刑，但无数家庭的伤痛却无法弥补。这一事件不仅重创了国产奶粉的信誉，更暴露出部分企业在利益面前对生命安全的极端漠视。
十年之后，2018年，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造假案再次刺痛公众神经。该公司被查出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使用过期原液、逃避监管检查等严重违法行为。疫苗是关乎亿万民众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其造假行为无异于“谋财害命”。事件曝光后，企业被顶格处罚，相关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公众对医疗安全的信任再次被撕开一道裂口。
食品安全之外，劳动者的尊严与权利同样面临严峻挑战。2007年曝光的“河南黑砖窑案”令人发指。在山西、河南等地，数十家非法砖窑勾结人贩子，诱骗、拐卖智障人士和流浪人员，强迫他们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吃的是馊饭，住的是狗窝，生病无人医治，逃跑则遭毒打甚至杀害。有的工人被铁链锁住，如同牲畜。这一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全国震惊，中央高层亲自批示彻查，最终多名窑主和人贩子被判处死刑或重刑。
然而，类似的奴工现象并未彻底根绝。2014年，湖南再次曝光多起“黑砖窑”案件，仍有智障工人被囚禁劳动。这些事件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某些监管薄弱的角落，人的基本自由与尊严竟可以被如此践踏。
即便在正规企业中，劳动者的权益也常被侵蚀。东莞、深圳等地的电子厂、服装厂长期存在超时加班现象。有工人反映，每月加班超过100小时，远超《劳动法》规定的36小时上限。企业以“自愿加班”为名，行强制之实，拒绝者轻则扣薪，重则辞退。在服装厂，计件工资制度被滥用——单价极低，工人必须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实际时薪远低于法定最低标准。
更隐蔽的剥削发生在新兴行业。外卖骑手在算法的驱使下，争分夺秒穿梭于城市街头。平台不断压缩配送时间，骑手为避免超时罚款，不得不闯红灯、逆行、超速，交通事故频发。而大多数骑手与平台之间并无劳动合同，缺乏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一旦出事，维权艰难。快递员同样面临“罚款文化”——丢件、迟到、客户投诉，动辄被罚数百甚至上千元，一天收入可能全部被扣光。
直播行业也暗藏陷阱。一些MCN机构与主播签订“霸王合同”，设定天价违约金，限制人身自由，强制直播时长，甚至扣押身份证件。许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签下合同后才发现自己成了“数字囚徒”。
更令人唏嘘的是，连最需要关怀的群体也未能幸免。2016年，上海某养老院被曝护工虐待老人，视频中老人被推搡、辱骂，甚至被强行灌食。而护工自身却大多未签劳动合同，无社保，每月工资仅三四千元，工作强度大，夜班连轴转，一旦发生工伤，无人负责。
暑期工、代练、家政、网约车司机……几乎每个行业都曾曝出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案例。黑中介以高薪诱骗学生打工，实则安排在工厂流水线，克扣工资；游戏代练工作室将年轻人囚禁在狭小房间，每天打游戏16小时以上；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12小时，平台抽成高达三成，车辆损耗、油费、保险全由自己承担。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首先是企业逐利的贪婪。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不惜铤而走险，将法律和道德抛诸脑后。其次是监管的滞后与乏力。 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而法律法规和监管手段未能及时跟上，导致大量灰色地带存在。再次是维权成本过高。劳动者个体力量薄弱，面对企业往往处于绝对劣势。取证难、诉讼时间长、赔偿低，使得许多人选择沉默。最后是社会观念的偏差。长期以来，“加班文化”“狼性文化”被过度美化，仿佛不拼命工作就是不努力，这无形中纵容了企业对劳动者的压榨。
值得肯定的是，国家一直在行动。《食品安全法》《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等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对食品安全犯罪、强迫劳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行为的惩处力度持续加大。市场监管、人社、公安等部门也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行动。
但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再完善的法律，如果不能落到实处，也只是一纸空文。我们需要更主动的监管，变“事后追责”为“事前预防”；需要更畅通的举报渠道，保护吹哨人的安全；需要更高效的劳动仲裁机制，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
企业也必须回归初心。商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而非掠夺价值。一个真正伟大的企业，不仅要有盈利能力，更要有社会责任感。它应当尊重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尊重员工的劳动尊严，遵守市场的基本规则。阿里巴巴前CEO卫哲曾因B2B平台欺诈事件引咎辞职，他在反思中说：“企业做大了，更要敬畏规则。”这值得所有企业家深思。
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我们同样不能沉默。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在为某种商业伦理投票。我们可以选择支持那些诚信经营、善待员工的品牌。当自身权益受损时，应勇于通过合法途径维权，而非忍气吞声。媒体和公众监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从三鹿奶粉到黑砖窑，从外卖骑手到养老护工，这些案例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伤疤。它们提醒我们，发展的速度不应以牺牲人的尊严与安全为代价。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要有繁荣的经济，更要有坚实的道德底线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我们无法让逝去的生命复生，也无法完全抹去那些伤痛的记忆。但我们可以从每一个案例中汲取教训，推动制度完善，唤醒企业良知，凝聚社会共识。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剧重演，才能让每一个孩子喝上安全的奶粉，让每一个劳动者有尊严地工作，让每一个普通人对这个社会抱有基本的信任。
守护良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每个人参与的漫长征程。这条路或许艰难，但值得我们共同前行。
作者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