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里面有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美国环联公司的高管叫范高科。他有一些投资家的朋友，在一起聊天时朋友就问他要不要把环联公司卖掉，范高科说那好啊，我回去和董事会说一下，我们都很熟的。
然后就开始了卖公司的议程，他召集公司董事会，在开会前一个小时董事会成员还不知道要开会商量什么事情，等到开会临近的时候，就问着范高科，今天我们开会做什么啊？范高科不以为然地说：今天开会不就是卖公司吗？会议非常顺利，很短时间就做出了决定，要把公司卖掉。
范高科的秘书非常的敬业，在开完董事会很短时间就把材料给准备齐了，拿给范高科签字，这时范高科正在歌剧院里等待看歌剧，他就在歌剧开始前的很短一段时间，把所有的文件签署完了，环联公司就这样被卖出去了。
一部分股东不愿意了，买公司需要把他们手里股票换成现金，付一大笔税收，认为范高科这么草率的把这个公司给卖掉，不符合公司法规定，侵害了股东的权益，就告到了法院。
法院审判结果是范高科败诉，包括范高科在内的高管要承担一笔很高的赔偿，高管们无力赔偿，最后收购环联公司的投资家帮他们赔偿。
这个案件在美国引起了众多议论，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担心以后公司高管不再敢承担任何风险，不敢自己做决定，做决定之前要花一大笔前请投资银行了论证，即使要论证的事情是非常前而易见的。
政府部门做出一个决定对当事人很重要，对后续类似事件的影响可能更重要。由此联想到本周发生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被免职的事情，浙江省英语高考考试后有学生和家长反映成绩较难，省教育厅决定采取加权赋分的方法计算英语成绩，导致英语成绩和原来的计分方法计算出的成绩出现差异。教育厅收到一部分学生及家长的举报，浙江省委省政府成立调查组，经过检查求证，认为教育厅的“决策严重错误，导致结果不公正，不合理”，省政府决定取消这次考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对做出加权赋分决策和执行决策的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
由于同时看到这两个案例，不免对两个事件进行比较和联想，浙江省教育厅事件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后续影响，以后类似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在应对老百姓的诉求时，是不是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敢做出果断的决定，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