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婆只有四个女儿，我的母亲排行老二，上有大姐，下有两个妹妹。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别的原故，外婆生下我大姨才两岁，我的外公外婆就抱养了一个儿子，大概是原生家庭的老四吧，母亲、三姨和四姨都称他四哥。我们这一辈称呼他四舅。外婆还生了第五个孩子，居然也是女儿，可惜不满一岁就夭折了。在我才十四五岁时，外婆在来我们家的某一天曾私底下跟我说，你妈妈是她四个女儿中脾气最倔强的一个，她要是被冤枉遭父母打了或者被外人欺负了，她就会据理力争，甚至以不吃饭等方式来抗争。有一次，大概是与邻居或者家人闹了矛盾，她又被外婆打了，她一气之下就爬到屋后一棵大树的顶部去了，外婆手持木棍气得眼泪都出来了，却怎么也叫不下来，还引来一大群看热闹的邻居，外婆不得不当着众人的面承诺，只要她自己下来了就不再打她了，等大家都散去，她才从那棵树上爬下来，然后闷闷不乐地去卧室里睡了。那时，她只有十一二岁，已经读了一两年私塾，能认识一些简单的文字了。
我外公当年因为有一点文化，与外婆结婚不久便被国民政府抽调到县城工作，听母亲说，大概是在什么征集队里，具体干啥她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一个跑腿的。外婆生下我大姨后不久，外公请假探亲，其间一上午，外公在距家三公里外的临巴集镇一茶馆喝茶时遇见了我的公公（爷爷），他们正好在同一张桌子喝茶，大概是彼此看着顺眼，就自我介绍了一番，得知都是拥有十余亩田地的大户人家，于是交了朋友，整整一上午，他们相谈甚欢，最后定下儿女亲家，指腹为婚。双方约定：以我婆婆（奶奶）和我外婆即将生产的儿女作为未来定亲的对象，不管谁家生儿子还是女儿，只要是异性就结为儿女亲家，如果是同性就结为姊妹或者拜把子兄弟，任何一方都不得反悔。
一九三二年冬月 ，我的母亲出生，可与我公公结婚近两年的婆婆居然还没怀孕，直到一九三四年中秋节前一夜，我的父亲才呱呱坠地，比我母亲小了近两岁。尽管如此，我的外公和我的公公依然信守承诺。遗憾的是，我的婆婆生下我大姑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那时我的父亲才九岁，正在临巴镇某学校读小学，我的大姑才四岁。父亲学习成绩极好，高小毕业时以全区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学校教职员工带着喜报敲锣打鼓从两公里外的学校赶到我公公家时，我的公公和公公的父母却并不高兴。当面拒绝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好意，不让我的父亲继续读书了，原因是我婆婆去世得早，家里还有十多亩田地需要人种植，而我的大姑才七八岁，公公的父母已六十左右，可谓上有老下有小，正是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在公公心目中，娃儿能认识几个字会打算盘就足够了，需要那么多文化干啥？从此，父亲辍学在家劳动。据说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珠算，我的父亲被邻村一糖坊聘请当了会计，刚解放时又当上了本村的小社会计。
一九五0年，我的父亲和母亲正式结婚，父亲十六岁，母亲近十八。遗憾的是，我的外公也在这之前去世了，父亲母亲的婚姻没有得到外公和我婆婆的祝福。所幸，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因为有文化，账做得好，很快就被提拔为大队会计。解放初期的中国极度缺乏人才，有文化的人极少。一九五五年初，在一次全区的大队会计嗮账比赛中，我的父亲获得了全区第一名，被上级提拔为本乡会计辅导员，接着是农转非，成为了一名国家正式工作人员，之后的四五年间我的父亲从会计辅导员，提拔为财粮员，办公室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一度身兼财粮员办公室主任和党委副书记。当年月薪只有二十五元左右。这之前的一九四六年，我的公公又娶了一个矮小的背有些驼的女人，她就是我的后婆婆，这个后婆婆心胸狭隘，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她比外人还不如，更别说还有一点点亲情了。所幸，当时我的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被人尊重的乡干部，隔三差五的还会给公公一些零花钱或者买几斤猪肉，这个后婆婆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表现。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间，母亲先后生下两儿两女，由于父亲长期坚守在岗位，而且还负责了一个村的驻村工作，回家的时间是很少的，大多夜晚回家，第二天一早就上班去了。因此，母亲比很多家庭的女主人都辛苦。但父亲是一名公社干部，还能按月领到一份工资，所以，虽然辛苦，却也有一种优越感。可好景不长，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吃大锅饭，大办钢铁，加之遭遇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不少农村面临了极大的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病死饿死了不少村民，据说，仅我们那一个八千多人的公社，到一九六一年末，只剩下五千多人口了，据父亲讲，一九六零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着手电从公社回家的那条乡村小路上就先后遇到两具成年人尸体，前脚遇见一个，后脚又遇见一个，都是用一张烂席子给裹着的，附近的院子里传来女人嘤嘤的哭泣声，甚是凄悲。那几年，由于吃大锅饭，农民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就连锅碗瓢盆都是被统一收到大队或者生产队集体伙食团的。吃大锅饭初期还勉强能吃饱，偶尔还能吃一点肉，但好日子只有一两个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加之集体化劳动，存在很多问题，更由于干好干差都基本一样，加之根本吃不饱，部分农民存在劳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有的出工偷懒耍奸，大部分时间都是磨阳光，种的庄稼不出粮食，吃大锅饭不久就出现了粮慌，之前每家每户还能按照人口分到一些有米粒的稀饭，后来就变成了米粒极少的米汤，一个成年人喝一碗米汤根本无法吃饱，大部分村民很快就变得面黄肌瘦，这样子，很多人就会去偷吃还未成熟的粮食，比如生胡豆生红苕等等，胆子小的就躲在家里挨饿，因为吃不饱，生病的人越来越多，突然饿倒在路上的就有不少人，还有的因为营养不良，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面临如此局面，身为乡干部的父亲心里特别难受，主动与乡领导一道商量对策，及时向区公所写报告，请求解决基层群众粮慌问题，但是，那时候大多数农村都面临缺粮的问题，想要得到外援是很困难的，如此局面就是没有人敢于提出解散吃大锅饭，更没有人敢说把田地分给农民，让农民自己种庄稼。就连公社主要的领导也不敢提出这样的建议。可是，总有不怕事的，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在乡干部会议上，他认为出现粮荒的根源，自然灾害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集体化无法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于是，他大胆提出全面取消大锅饭，实行耕者有其田，把田地分到每家每户，实行交足国家的，剩余全归农民自己的意见。目的就是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父亲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干部的默认，但是，没有一个人表态附和，毕竟，吃大锅饭，集体化是上级做出的决定，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那时，通过向上级打报告，争取了一些外调粮食，积极发动群众种植蔬菜，缓解了暂时吃不饱的问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加之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办钢，很多劳动力调到大山上去炼钢铁了，留在农村的农民大多老弱病残，基于这样的境况，父亲开始了奋笔疾书，不久，一封上书中央近万字的建议信写成。一九六一年，父亲以本公社一名中共党员的名义将信件寄给了人民日报。迟迟没有得到回复的父亲心里惴惴不安，但回头一想，自己写的信没有任何反党反人民的言论，都是为了让农民朋友有吃有喝，都是为了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困境。一九六二年夏天，公安机关开始秘密调查匿名信的作者，来到龙潭公社调查时，父亲主动承认是他写的，调查人员离开后不久的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一天，正在家里劳动的父亲被两名持枪的公安人员给带走了，那一天的那一幕全家人和部分村民都看见了，十一岁的大姐哭叫着抱住了一位公安人员的大腿，求他们放了父亲，母亲含着眼泪被要求给父亲一套换洗衣服，拷上手铐的父亲被送到了县城的看守所。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极不光彩地离开了已经四个孩子的家，那时，我的母亲还怀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出生。此时，我的大姐才十一岁，大哥九岁，二姐六岁，二哥不满四岁。一九六三年，关了一年多的父亲因为写的建议信涉嫌反对三面红旗，被定为反革命纲领，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被囚车拉带走的那一天，母亲被通知见了父亲最后一面，那天，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母亲背着不满半岁的我在看守所门外，看见了被押送出门的父亲，母亲说，她把一个被检查过的包裹递给父亲时，她看见了父亲白纸一样的脸色，听见了父亲说出的一句话：我无愧于党，无愧于民，这个家就靠你了，我希望回来时五个孩子都能活着。说完这句话，父亲泪如泉涌，母亲当场晕死过去，囚车无情离开。好一阵子，母亲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帮助和开导下，恢复了神智，然后背着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徒步近二十公里回到了家里。曾经引以为傲的家庭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家庭。
父亲离开时才二十八岁，母亲不到三十，面临最大不满十二岁，最小才刚刚生下的境况，母亲做出一个决定，让成绩一直很好即将小学毕业的大姐和还在读二年级的大哥辍学回家，以优异成绩考上初中的大姐含着眼泪极不情愿地放弃了继续读书的念头，成绩也不错的大哥九岁就辍学了，刚读一年级的二姐只读了一年就停止了读书。不久，父亲写信回家说，这个家他已无力照管，希望母亲找一个有责任担当的男人嫁了，或者抱养一两个孩子给外人，不管什么办法，他只希望五个孩子都能活着，听了大姐念给家人的信，母亲泪流满面，坚定地否定了父亲的意见，回信中，母亲说，你在哪儿好好改造吧，争取减刑早一点回家。抱养孩子的事以后再说，毕竟大的可以帮助干农活，小的还太小，怎么忍心抱出去？为了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每天早晨五六点钟，母亲就会起床做饭，早饭做好后就喊叫孩子们起来吃饭了，然后母亲就会给我的二哥和我穿衣服，早饭后，母亲就带着大姐大哥参加集体劳动，让二姐带着二哥和我，负责割猪草牛草，很多时候，二姐照看不过来，我的母亲就会背着我参加集体劳动，这样子就会挨生产队干部包括作业组长们的批评甚至被骂，有时会被扣掉一些工分，母亲有时会反抗，更多时候是选择隐忍。毕竟带着孩子劳动是不对的。每天中午或者傍晚收工后，母亲就会抓紧时间去自留地里或者野外割一些猪牛草，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为生产队喂养一头牛，喂养一头小牛，大慨有三百多个公分，相当于一个全劳力一个多月的工分，养一头大水牛大概有七百多工分，相当于一个全劳需要整整一年时间两个多月的工分，所以大家都愿意养一头牛，那时，我们家几乎每一年还要给生产队喂养一头肥猪，当年养一头肥猪需要整整一年时间，而且宰杀后大多只有七八十斤猪肉，全部交给生产队，也就只有三百多个工分，按照当年一角多钱一个劳动日计算，也就五六十元钱。尽管母亲几乎天天参加集体劳动，大姐大哥也极少缺勤，但是，由于大姐大哥岁数较小，生产队给他们评的工分很少，大多只有两分或三分，只有成年男人的三分之一以下，这样子，我们一家做的工分包括给生产队喂养的一头猪一头牛的加起来也就一千多一点，远远不足全生产队的平均数，于是，每一年都要向生产队补一两百元钱，当年的两百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三四万元，于是该分的工分粮几乎没有，还要扣掉不少基本口粮，每一年我们都要卖一些基本口粮补一些社，但是家里的打杂开支也只有卖口粮维持，所以大多数年份都会欠生产队一些补社钱，于是，大会小会被点名挨批评。那时，由于缺吃少穿，营养极度缺乏，我们一家人的身体都是极差的，三天两头生病成为家常便饭，一次病倒一个两个的也不鲜见，没有钱医治，母亲常常会想法去附近的山野挖一些草药来医治，什么牛网刺、迟菖蒲、茅草根、阳雀花根、根鱼秋窜等等都会经常用到。有时，小半碗浸萝卜白水面吃了也会好转。但是，很多时候，土方无法治愈，于是母亲不得不卖了大米去村医或者区上的医院治疗，遇到病情严重时，不得不选择住院，当年我们一家六口人都住过院，住院最多的是身体极差的母亲和我，住一次院六七天，需要花费三十元左右，我们就得卖掉一百斤大米，于是我们的生活过得极为艰辛，经常是吃菜稀饭红苕稀饭，干饭是极少吃到的，很多时候吃不饱，分的口粮还接不到吃，青黄不接时，向邻居借米借面成为常事。那时，我们家年年补钱，我的公公家却是收钱户，因为我的后婆婆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家劳力强，做的工分多，他们一家几乎年年都是收钱户，有生产队干部建议把我们家补的钱跟他们家对叫一下，但是公公一家人都不同意，那时，因为父亲劳改，他们一家早就与我们一家划清界限，对我们这一家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我们没有吃的时候从来没有在他们家借过。大多是在我大母家借的（我大公的大儿媳），那时，我的大爹是生产队保管员，大爹是我大公抱养的大儿子，他不苟言笑，给人一种傲慢之感，也许我父亲是劳改犯的缘故，他对我们一家照样无情无义，但是他的老婆—我的大母却是一个善良的女人。我们在她家借任何东西她都从来没有拒绝过，包括借米借面借盐巴煤油以及劳动工具，可以说大母是我们这一家一辈子的恩人。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家人会经常地在各种场合接受批斗，时不时参加大队学习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有一天深夜，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母亲没有在我身边，我极度害怕，嘶声力竭地呼唤着妈妈，不顾一切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的房间去开门，因为只有四五岁，根本够不着门闩，黑夜中，我一边哭一边敲打着大门，突然，睡着在我同一床上的大哥被惊醒，他跑出卧室，把我抱进了床上，告诉我说，妈妈一会儿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不相信哥哥的话，强迫着大哥带我去把妈妈接回来，大哥没办法，他也哭了，二哥也醒了过来，睡在楼上的大姐二姐也醒了，大约是深夜一点多，一家人都在哭，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母亲回来。大慨是三点多钟 我才睡着了，第二天上午，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那时，参加大队学习比，不仅要接受批判，还得参加集体义务劳动，通常情况下，参加一次学习班，时间长的有半个月，偶尔也有七八天。那时候，只要一个成分好的人向生产队或者大队干部告我们一家不老实，或者劳动时偷懒耍奸，就会被送到大队学习班去。记忆中，母亲参加大队或者生产队的学习班不下于二十余次。每当遇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极度的恐慌和害怕。母亲也被折磨得不像人样，加之营养不良，母亲瘦削不堪，颧骨高高凸起，脸上就剩一张皮，三十五六岁跟六十岁一样苍老，但是，为了把我们一家养活，母亲不得不忍受屈辱。虽然，有那么一部分人欺负我们一家，但也有一些善良的村民，也遇到过一个来自北方的驻村干部的同情。比如我的大母，河对面的王大婆夫妇，以前的老支书，令福大公。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左右的一个春节，有一位北方的南下干部驻村在我们那一个生产队的一个贫农家里，生产队有一个集体面房，为了让大家过一个祥和的春节，他督促生产队抓紧时间做面条，确保每一个人可以分到一斤面条，但是，把所有面粉都做完了，全生产队两百号人都高高兴兴分到几斤面条后，就我们一家人连一斤面条也没有了，生产队长一句话，说没有了，等来年再说，何况他家是反革命家庭，没有就不给他们了。等候在哪儿的母亲没有办法，眼看着一家人过春节连一根面条也吃不上，母亲哭了，哭到撕心裂肺，哭到抓住了队长的双手，但是，这个队长是没有丝毫同情心的，甩开母亲拉着他的手就回家了。就在这时，那位住在附近的来自北方的驻村干部来到了保管室，他问清缘由后，立即叫队长回来，告诉生产队长说，马上打灰面，立即加工把我们家的面条做出来，然后用火烤也有确保把我们一家六口人六斤面做好。否则撤销你这个队长的职务。这个一向高高在上的生产队长，在驻村干部面前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组织人员打灰面，然后加工把我们一家的面条给做好了。母亲没有要生产队长把面条给烤干，根据湿叶子面，折合成干面，母亲和大姐大哥带回了七斤多湿叶子面，然后在我们家木楼上窗子外的阳台上晾晒了两天，正月初二一早，我们一家和往年一样吃到了有些猪肉的面条。我无法知道那位北方干部的名字，但他早就铭刻在我们一家人的心目中。他一定是一位高大威严正直善良的好干部。那时，压在我们一家人身上的大山，不止是缺吃少穿，还有来自全村人的歧视，来自每一年的补社，来自时不时的批斗会和母亲经常参加的学习班。瘦削忧虑的面孔、破破旧旧的衣服、一套地面只有四十平米有一点歪斜的穿斗房、残缺的蔑片壁子、七八个土碗、七八双长短不一的筷子、一块洗了多年的发黑的洗脸帕、一张快要散架的用于吃饭的方桌、 四条伤痕累累的长条木凳…是那时我们一家人的生存状况和真实写照。
一九六六年，已经七岁的二哥还没有上学，可能是村小没有招生的缘故，就在这年冬天的一天上午，邻居家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给邻居挑了一大挑上好的块煤。刚到不一会儿，邻居便带着这位四十多岁的客人来到了我们家里，他问母亲说，听说你准备抱出去一个娃儿，是不是真的？母亲迟疑了几秒钟，然后说是真的，但必须是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不缺吃穿，也不补社的家庭，客人回答说，我们虽然住在大山里，除田少一点外，山坡地的面积很多，除稻谷分得少一点，一年人均可以分到一百多斤小麦，五六十斤玉米、十几斤杂粮还有四五百斤红苕，从来都没有过缺吃少穿。他继续说道，想要抱一个男孩的家庭 是一对没有生育的夫妻，家庭劳力多，每一年都是收钱户。此刻，站在饭堂的二哥听得特别高兴，问道，他们家现在还有红苕吃吗？客人回答说，有的，起码吃到明年三四月份，也有大米面条吃。听完客人的话，母亲把视线移向早就想着被抱出去的二哥，母亲说，你愿不愿抱出去跟别人当儿子嘛！去了那儿不缺吃穿。二哥回答说，愿意。于是，刚刚吃过午饭，母亲便坚定地去衣柜里找来了二哥所有的几件旧衣服，母亲把二哥的衣服装在一个发黄的布包里后，邻居那位客人也吃完了午饭，他挑着那一担空篓篓，高兴地拉着我二哥走的手，他和他的亲戚打完招呼就要走出这个院子时，院子里出现了二十多个看热闹的人，包括我的公公和后婆婆，除没有吃下一粒饭的大姐外，母亲带着大哥二姐和我去给二哥送行，走出家门的哪一刻，我看见二哥没有丝毫的悲伤，他回头看了一眼破旧的房屋，然后便蹦蹦跳跳地跟着那位客人走出了这个家走出了这个院子，我们走到院坝边时，母亲叫住了我们，示意我们不要送了。二哥似乎觉察到了，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说，妈妈，我走了。母亲向他招了招手，说，你去吧，去了后就不要回来了，在那边要听新爸新妈的话，要在行，不要想家。二哥回答说，我知道了，妈，你们回去吧。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回到了家里，刚刚坐下，母亲突然间泪如泉涌，母亲一面哭一面说，要不是你爹去劳改，要不是家里太穷，也不至于把娃儿抱出去的。见母亲哭，我也跟着哭，大哥二姐也开始抹眼泪。这时，大姐突然从卧室里冲了出来，她眼睛红红的，大声地说 ，妈！你真忍心把二弟抱出去吗？大姐说完便冲出了大门，大姐冲院子后，一面哭一面嘶声裂肺地呼唤着二哥的名字，接着，母亲和我们一家也跟着跑出了院子，但是，此时的二哥已经跟随那个大山里的客人隐没在一公里外的那个拐弯处。大姐风快地跑着大声地呼唤着，也许迷糊的眼泪，使她看不清脚下的路，她被重重地摔倒在路上。母亲赶到后，把太姐扶了起来。好一阵子，才扶着大姐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里。所幸，一周后，二哥凭借记忆悄悄地跑回了近二十公里的家里。次年秋天，八岁的二哥开始上学了，这是父亲写信回家，要求母亲必须做到的一件事，那一次，父亲寄回来了五元钱，这是他在监狱中三年多时间节约下来的一点微博的津贴。那时，我才四岁多一点，脑海中就有了生活中那些刻骨铭心的印象。
由于过度劳累，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显得极为苍老憔悴，所幸她的五个儿女随着时光的流逝也一天天长大了，我七岁时父亲写信回家说一定要让老幺去读书，母亲也极为重视，还专门给我做了一个装书本的布袋子，可是我报名交了一元二角钱的学费后，那位姓董的中年女老师只让我上了一天课，第二天一早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高高兴兴一起去到一里外的教室门口时，董老师拦住了我，她问了我的名字，然后拿出准备好的一元二角钱，告诉我说，你明天不要来了，这是退给你的学费。我迟疑了几秒钟，然后茫然地接过老师递给我的钱，看着身边的小伙伴全都走进了教室，我有些不知所措，董老师再次说，你回家去吧，不要看了。那一刻我突然间明白了什么，一定是因为父亲，因为我们家成分不好的缘故，我带着那个空书包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家里。正在煮猪草的母亲看见我回到了家里，极为惊讶地问，你怎么回来了？我说董老师把昨天交的钱退给我了，叫我不要去了，此刻母亲的脸极为难看，接着她的眼泪就出来了，然后说，肯定是因为你爹是反革命的缘故，说完，她一把把我揽入怀抱，泪水无声地滴落在我的脸上。中午大姐大哥和二姐都收工回到了家里，母亲说了董老师不让我去读书的事，大姐就带着我去找学校的董老师，见到董老师时，大姐问，董老师，为啥不让我弟弟读书？董老师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说，人多了，教室装不下，就让几个学生回家了。姐姐反驳道，凭啥让我弟弟回家？他刚刚七岁。董老师回答说，你们家成分不好，你父亲是反革命，这次退回家的几个学生都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姐姐说，我爹不是反革命，他是为了让群众有吃的向中央写信的，他是好人，不许你污蔑他。大姐越说情绪越激动，董老师马着脸说，你们各种回去吧，以后有招生的时候再说。你要再闹，我叫民兵了。大姐并不怕她的威胁，据理力争，说读书是每一个孩子的权利。董老师好像真的很生气了，好像要去叫人了，我却害怕极了，急忙拉着大姐往回走。回家的路上，大姐哭，我也跟着哭了，也许这一辈子真就读不成书了。我和大姐回到家里时，一家人都坐在饭桌一周，看见我和大姐的表情，一家人似乎都明白了什么。母亲问了情况，然后叹了一声气，就叫大家吃午饭。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似乎长大了不少，也明白了很多东西，本就内向的我显得更加内向了，不敢大声说话，见了陌生人就会躲开。但是我却并未懒惰，也从来没有消极过，我必须天天干一些家务，早晨起来就扫地，早饭和午饭后就放牛割草喂猪，要是家人收工比较迟，还要做一些简单的中午饭，当然，大多都是菜稀饭或者红苕稀饭之类。只要能干的活几乎都要干。同龄孩子都去读书了，我便显得有些孤单，所幸，我们住在一个有十户人家的大院子，同一年出生的孩子就有四个，比我小几岁的也有七个人，空闲时间我们会一起滚铁环，打娃儿牌，更多时候是相约一起到田野割草去院子外的小河边放牛，热天的时候一起下河捉鱼洗澡，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一九七二年的二月，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村里又要招生了，大概是适龄儿童并不多的缘故，允许所有适龄儿童都读书，这一年的二月，快满九岁的我开始发蒙读书，全班只有三十六人，教我们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美女老师，她是一名初中毕业生，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还会教拼音，这是其他老师所没有的本事。也是我们全班同学快速认字的基础。
那时，我们的课本就一本薄薄的语文和一本薄薄的算术，除拼音相对复杂一点外，其它都相对轻松，但是老师依然认真对等每一堂课，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一道题一道题地讲解，一天教几个字，几道加减法，然后是布置作业：写生字，做加减法。成绩好的同学一学便会，写的字好，做的算术题也都正确，但是成绩不好的，不仅算术做不来，连字也写错。那时，我大概是年龄偏大的几个人之一，成绩通常是数一数二的，经常得到陈老师的表扬，第一学期就被评为了三好学生，第一次领回一张作为奖励的平原作战英雄赵勇刚的画报时，母亲感到了特别的欣慰，从第一学期到第三学期我都被评为了三好学生，可是第四学期上学不久，班上评选第一批八名红小兵时居然没有我的名字，这让全班同学都感到了意外，陈老师也没有给我做任何解释，那时，我感到了非常的失落，非常的痛苦，甚至感到了特别的自卑，更不可理喻的是，期末时成绩依然处于前茅的我居然连三好学生都没有评上，一度精神不振沉默寡言，自卑挂在我的脸上，学习的积极性陡然下降，成绩开始滑坡，这样的变化好像被陈老师感受到了，她会有意无意间到我的座位前看我写作业，她一来我就停下笔，然后翻看课文。我这大半年时间里的变化也让我的母亲看出来了，她会偶尔叹叹气，偷偷抹眼泪，但更多时候是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没有向家里任何一个人作解释，坚持每天按时上学按时回家，放学回家后也会经常和院子里同龄的几个伙伴去放牛割草或者到门前的小河边捉鱼洗澡，这个时候一下子就忘记了烦恼，也找回了一点点快乐。到第三年级的上学期后，第二批八名红小兵的名单公布出来了，令我意外的事，居然有我的名字，那天陈老师走到我面前说，我问了中心校领导，像你这样家庭的学生，只要德智体美劳都好也可以当红小兵，今后你要好好学习。陈老师的话让我瞬间红了眼睛，几粒滚烫的泪珠滴落在我的书本上。原来，第一批红小兵本来就有我，陈老师把名单报给村小负责的那个三十多岁同样姓陈的民办男老师后，本就粗暴的他睁大眼睛看到有我的名字时，突然大声地叫喊起来，你这是在干啥？一个反革命的儿子你也敢评他当红小兵？你马上取消，拿一个成分好的替换了。然后对我的班主任说缺乏是非观念，立场不坚定等等，一通批评与恐吓后，陈老师红了眼睛，默默地回到了教室，然后把我的名单抹去，那次之后，陈老师似乎也提高了觉悟，期末评三好学生时，我是全体学生举手通过的，但是陈老师还是果断地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但大概是碍于情面，她没有说明原因。这样的举动，让我一向尊重和喜欢的陈老师突然让我感到了陌生和不可理喻。对于特别明感的我来说，那样的精神打击绝不亚于一顿肉体上的毒打。
原来我的班主任是因为村小负责老师的一通批评才违心地取消我当第一批当红小兵的决定，也是因为这个负责老师的那一番话，陈老师才果断划掉了我期末三好学生的名字。而所有这一切是多年之后我从一个年长的老乡那儿获得的消息。
当上红小兵后，我的自信心回来了，成绩很快恢复到从前的第一第二，后来也基本上都是三好学生。三年级下学期，我的班主任陈老师跟着一个在我们那里守护铁路安全的部队排长外嫁安徽省了，接任陈老师的是另一个陈老师，得知我成绩较好，新的陈老师把任命为一名班干部—劳动委员。当我一天天长大，我的大姐大哥已经二十余岁时家里再也不补社了，但是这时的大姐大哥已经不听母亲的话了，大姐因为父亲的缘故一度处于抑郁状态，她经常以生病为由不参加集体劳动，连家务活也不想做，多数时候睡懒觉，睡不着时就看毛主席著作，把从院子里保管员家领回的毛泽东选集几乎看了大部分，为此，母亲气得不行，大哥也心怀不满，于是吵架成为家常便饭，偶尔还会打架。大哥勤劳，但是极度自私，大姐懒惰，不顾家里，常常趁母亲大哥不在家背几十斤稻谷打了米去集市上卖了独自一人用。被母亲大哥知道后又是一场吵架甚至打架。大哥也会在吵架打架后煮一块平时一家人都舍不得吃的腊猪肉独自一人吃。为此，四十多岁的母亲不下一次地寻短见，几次吊颈，几次吃老鼠药，所幸都被我发现了，要不是我，我敢肯定的是，母亲是活不过四十五岁的。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后，发现大哥大姐都在各自房间睡觉，二姐二哥不知去哪儿了，我叫了几声妈妈，没有应声，我立即爬上楼梯，发现楼门被关着的，用头往上顶时发现被东西压住的，透过楼门缝隙一看，发现母亲已经悬吊在一根横梁上，那时，我立即大声呼叫大姐大哥，说妈妈吊颈了，可他们好像漠不关心，我不得不快速跑出去叫上隔壁的大母，让她快点救救我的妈妈，这个大母就会跟着我下来然后去把楼门顶开，接着大姐大哥也起来帮忙，用了很大力气才把楼门顶开，原来楼门上是用一百多斤的粮食缸缸给压住的，那一次，大姐大哥和大母合力救下母亲时，已经奄奄一息，稍微再等几十秒钟就可能救不过来了。后来母亲还吃过两次老鼠药，所幸没有完全吞下就被我发现了，然后找人送到区医院通过洗胃才救回一命，记忆中，母亲不下于三次吊颈，两次吃老鼠药，那时，母亲因为大哥大姐的不听话以及他们的经常吵架打架，甚至动不动就砸掉家里碗筷，她却又无力制止时，再想到我的父亲还在劳改，加之母亲还经常生病，她真就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每当救回母亲的生命，我都会伤心欲绝，始终陪在母亲身边，母亲不吃不喝，我也不吃不喝，连学也无心去上。此时，母亲就会泪流满面，抱住我说，要不是看到我还这么小她早就去见阎王了。
不久，为了平息家庭矛盾，母亲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分家。让还没有结婚的大哥一家，大姐一家，母亲、二姐、二哥和我一个家。母亲把粮食分成六份，特意给大哥大姐多分了几十斤，然后一家几个碗几双筷子，共同用原有的灶，反正这个灶一个有三口煮饭的地方，烧柴火的大锅一口，小锅一口，烧煤炭的鼎罐一口，谁先煮谁后煮都无所谓。分家，对于勤劳又自私的大哥来说无疑是最高兴的，他二十一二，劳力好，可以挣更多工分，也能多收钱多分些工分粮，偶尔去挑一些煤炭卖了可以自己独自一人吃香喝辣的。分家后的大姐根本没有想着节约，分到粮食后第二天就是去打米，自己吃一部分，卖一部分，想吃干饭就吃干饭，还会去集市上买一些好吃的咸菜海带等等，偶尔也会去买一块猪肉吃，反正今天吃了不顾明天，由于习惯睡懒觉，多数时候一天只吃两顿，有时一天吃一顿，吃了就睡，睡醒了感觉饿了又去做好吃的，吃好的时是不会给家里任何一个人吃的，但是好景不长，当青黄不接时她几乎没有粮食了，她却依然不知道去干农活，依然不会在分给她的自留地去种一点蔬菜，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她饿死吧？毕竟是自己生下的骨肉，母亲知道她快揭不开锅时，就会吩咐二姐、二哥和我每一顿给她端一大碗饭去。不久，公社乡办煤厂招收六十余名工人，大哥听到消息跑到煤厂当上了抽煤工，在煤厂上一天班不仅有十个工分，根据出勤量每一个月还有大约二十元钱的补贴。这是非常吃香的。大哥劳力不是很好，毕竟抽拖费力，他又跟人学了挖煤。煤厂厂长姓张，是一名能说会道的高中生，也会时不时深入煤井里看看，偶尔也会了解一些职工的情况，听大哥说了我父亲劳改的事，很是同情，居然把只读了一两年小学的大哥从煤井里抽调到地面工作，过马门秤，成了一名管理员。大哥住进离家十余公里的煤厂后，便很少回家，早晨吃稀饭馒头中午吃半斤白米干饭，晚上吃面条或者吃中午剩下的白米饭。三五天也会打一次牙祭，炒三两一份的回锅肉或者半斤一份的粉蒸肉，每份大约三四角钱伙食团是不许盈利的。所以相对便宜，月末根据出勤量和消费情况统一结算。，每一个月出两百多工分外，还有大约七八元的补贴。大哥偶尔会挑一挑煤炭回家，也会偶尔带回一份粉蒸肉给家人一起分享。大姐虽然是跟我们分开的。自从大哥去煤厂上班后，大姐就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她这样的年纪，也陆续来了一些跟她介绍男朋友的媒婆，一听说是成分不好的或者本村认识的一些男士，大姐就一口回绝，在她心目中对方就是长得特别帅但只要成分不好她是坚决不同意的。那时，大姐虽较懒惰，但只要出门总是穿戴整齐，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容貌也较好的，但因懒惰，少于参加集体劳动，所以部分生产队群众都叫她假知青，后来，一个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还在服役的军人， 这个军人所在的家乡是一个极其偏僻贫穷之地，母亲是不看好的，但是大姐执意要同意，原因是成分好，还是一位党员。一九七六年初还没充分了解就匆匆结婚了，可短短三个月之后又离婚了。原来，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只读了一年书，在部队是一个喂猪的，是同连战友中最被战友看不起的一个，大姐去部队探亲时，几乎所有战友都说大姐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在探亲期间尚未结婚的五班班长喜欢上了她，他不顾大姐是刚刚结了婚的现实，依然决定和大姐好。面对大家对前姐夫的嘲笑，看看一个个战友都比前姐夫强还有五班班长的猛烈追求，大姐经过深思熟虑后，果断和前姐夫摊牌：离婚，且拒绝跟前姐夫住在一起，前姐夫无论如何不同意离婚，露出了他野蛮的品行，在争吵中当场就打了我大姐，我大姐第二天就独自一人回家了，临走时五班长与她进行了一次长谈，彼此留下了家庭地址并表达了未来生死相随的决心。大姐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前姐夫的媒人和前姐夫的家人，表示好说好散。在她心目中，后者才是她心仪的另一半也是她想要的爱情。而前者，让她失去了人生的意义。所以她要与命运搏一搏，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坚决离婚。不久，前姐夫和五班长所在的连队全部转业回到各自的家乡。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前姐夫就找上门来，面对大姐执意离婚，前姐夫死活不肯，力求挽回毫无意义的婚姻，每一次来，大姐都要逃避，去我的三姨或者四姨家里。但是这个前姐夫居然住到了我们的家里，而且再也不打算走了。大姐得知他不愿离婚，干脆远离家乡投奔家住贵州山区的五班长去了。后来一次极端事件后，事情才有了转机。起初，我们一家人还能理解前姐夫的做法，但是随着他言行的粗鲁，以及死皮赖脸坚持不走的行为，我们一家包括邻居都很反感这个男人了。一次，大哥从煤厂回来后就劝他回去，希望离婚算了，但是对方就不同意。结果是大打出手。被村社干部制止后他才回去了。但是第二天他就带着十多人来到我们家里，把我们家仅有的一千五百斤稻谷全部抢走了，几乎颗粒不剩，母亲和大哥先后到乡政府和区公所报案后，得到了党委政府特别是区法院的高度重视，第二天区法院就派出区公安员和区上的工作人员前往前姐夫居住地抓人，并立即归还了一千五百斤稻谷。在区法院的高度重视下，大姐最终和前姐夫离了婚。前姐夫还因为他的鲁莽行为得到了一个开除党籍的处分。在这段时间里，母亲为了大姐的婚事身心遭遇了再一次打击，身体健康遭遇了严重影响，所幸大姐在贵州与现任大姐夫确定了终身大事，并在当地亲朋好友的见证下结了婚。婚后恩爱，先后大姐先后生下三个健康的儿子。
一九七六年初，二哥开始学拉煤炭卖，一个月可以挣到三十多元，不久，又上山打白石子卖，几个月后二哥突然不能正常走动了，左腿开始灌脓，在村医乡医那里花了几百元钱也无法治愈，后来在区医院确诊为骨髓炎。家里卖了不少粮食蔬菜也没有任何效果，这让我们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四十出头的母亲头发花白，颧骨高凸，黝黑的脸上看不到一点点光滑的肌肉，那些不怀好意的的男人给母亲取了一个诨名：聂卡扁。
一九七七年四月的一天，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挑着一小担行李从我们家的后门走了进来，那时，我的母亲，大哥和我刚好在灶屋里，只听见大哥突然说，是爹爹，爹爹回来了。看着这个瘦瘦高高的陌生男人，我不知所措，母亲突然说，回来了？然后看向我说，叫爹爹。我开不了口，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突然让我叫爹爹，我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候，二哥正躺在堂屋的一张床上，骨髓炎的病痛折磨着他，已经不像人样了，他只是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又闭上眼睛睡了。而我的母正患着浮肿病。二姐洗衣回来，也都高兴地叫爹爹了。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每天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父亲，哥哥姐姐们都很自然地叫他爹爹。我依然开不了口，尽管母亲多次开导我，我还是不好意思地叫爹爹。这样子，让一直有些严肃的父亲很不高兴，大慨是一周后，在母亲的鼓励下我才第一次极不自然地声音极小地叫了他一声：爹爹吃饭了。他似乎听到了我的叫声，立马回来一声，好的。面对青黄不接的四月，有好心的邻居从她的自留地里割了一背牛皮菜来，还有一户人家给我们送了三斤面条，那时候，我们家里只有不到三十斤稻谷，十几斤小麦，自留地里的菜也都被吃光了，所以，邻居们送三斤面条和一背牛皮菜，真的是雪中送炭。由于家里添了一口全劳，剩余的那点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还处于生病状态的母亲不得不厚着脸皮去邻居—我的大母家里借几斤大米面条。这样子却只能维持几天的生活。面对如此境况，父亲开始了一早一晚的苦力生活：早晨五点钟左右起床，带上一担蔑篓篓去近十五公里外的大山上挑煤炭给铁匠铺、镇上的榨菜厂或者后河村的塘坊，一挑一般一百二十斤，每百斤五角钱到六角钱不等的力资，通常一挑可以赚到六角钱左右。父亲五点钟出发回来时快八点了，吃了早饭还得去参加集体劳动，下午收工后，通常是五点多钟，父亲又会带着一个手电筒到山上挑煤炭给上述那些地方，有时，父亲还会利用中午的两个多小时去山上挑上一挑，下午去迟了一点时间会主动跟作业组长说明情况，并主动延长一点劳动时间。一九七六年和七七我们那儿都遭遇了天干，各地粮食收成不好，物价很高，至今记得当时一斤面条就是一块钱一斤，一斤大米也差不多这个价位。父亲就靠挑的力资给二哥治疗骨髓炎，给母亲治疗浮肿病，更多的是用来买米买面和打杂开支。有一次，父亲从集市上购买了几斤面条，居然只有四角七分钱一斤，结果是黑灰色的麦麸子面，比正常的面条便宜了一倍多，煮起吃时，简直无法吞咽，没有丝毫的营养，可父亲却吃着这些去挑力，直到生产队分了小麦，我们才有了短暂的吃的。偏偏这时候，二姐经人介绍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由于别人给二姐介绍的对象位于半山腰，且是一个草房子，二姐听了同龄女孩们的看法后，也不愿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对方先后花了六十元钱的礼品，包括衣服面条什么的在内。对方就要求全部归还他家，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坚持挑了两个多月的煤炭才还清了这笔情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