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午，我外出办事。办完事之后，准备联系司机时，我才发现竟然没有带手机。
如今出门不带手机，无疑如同一起事故，立刻就寸步难行。
于是，我稳了稳心神之后，只好借助办事地的电话来联络。然而司机的电话号码如同密电码一般根本无法在我的脑海中破解。
好在公司办公室的座机是几十年未变的号码，早已烂熟于心。谁知拨打过去却一直占线，我不由得恼怒起来，无端地埋怨办公室文员怎么不知道使用电话要长话短说呢。
我一边心里埋怨，一边不停地继续拨打，电话却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我才猛然想起办公室的座机已经坏了几天，报修之后一直没有来修。
我不禁责备自己不经意间就犯了固有思维的错，打不通电话便会理所当然地埋怨有人占用电话，虽然只是腹议，却因为自己的自以为是而惭愧。
然而，经过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之后，电话联络之事依然需要完成。此时大脑一片空白，甚至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
又想到，即便拨打自己的电话，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话在套间里，又是静音模式，文员听不见也是枉然。
凝神静气之后，脑海中闪现出了公司里一位兄弟的电话，到底是资深兄弟，号码又相对好记，我终于通过兄弟联系上了司机，顺利返回了公司。
在回程中，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曾经有一次与高中同学相约外出，那天却丢失了手机。由于无法联系，我只好在约定的见面地点死等。
谁知同学们在微信里联系我无果，以为我临时有事变卦。而我的执拗劲让我在约见地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后，才不得不想到同学们很可能因为联系不上我而改变了计划。
于是我就近找到一部座机，从记忆里搜寻出闺蜜的电话，让她在同学群里将我的情况代为告知几位约会的同学，之后才与约会的同学见上了面。
这个小插曲倒也没有影响我们原计划的出行，外出返回时，我也顺便买了新手机。
时隔几年，又一次发生了手机离身需要联络的情景。这次需要联络的是同事，并非同学，因此记得闺蜜的电话也枉然。
只是事后复盘这件事，我突然发现，如今连闺蜜的电话也记不准确了。由于她的号码与公司里另一位兄弟的号码有相近之处，都是258之类的不同排列，因此我竟然将他们二人的号码都记不准确了。
由此再深想，我才发现连母亲的电话也记不住了，只记得尾号谐音是“要儿我就发”，可是前面的号码是多少却记忆模糊。
更甚的是，我突然发现我更记不住儿子的电话。儿子的电话卡还是我给的办理的，却也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后几位数字挺有规律，但记忆却一片模糊。
回到办公室，拿起遗忘在办公桌上的电话，我急忙打开通讯录，翻到儿子的电话，我突然百感交集。我默默地背诵了几遍儿子的号码。
之后，我又翻到母亲的电话，才发现尾号谐音是“要我儿就发”，并非是“要儿我就发”。主人公的不同让我汗颜，我是不是真的活得太自我。
一个生我的，一个我生的，我都没有像世俗要求的那样过于放在心上。随后我又看了看闺蜜和那个与她号码相近的兄弟的电话，看时似乎在脑海中很清楚，但我却不能保证是否能记忆在脑海中。下一次再发生需要求助的情况时，我是否真的能够记起。
在如今这个不需要记忆，只需要查询的时代，能够记住的一定是重要的人或事。在我的脑海中，能记住的人或事越来越少，因为我越来越追求的是当下。
我不愿在脑海中存留太多信息，让它们成为负累。然而，负累是否也是一种重要性的表现呢？我又会是谁脑海中的负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