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算是近几年的热词了，就我的浅薄观察来看，所有事、所有人都试图要跟这一科技先锋扯上一点关系——连我们年近五十的某领导也在设计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报道时说：“我们要运用大数据！”——说实话我不觉得她真的明白自己在要求什么。总之，这是个时髦玩意儿，而且看起来还将继续时髦下去。但，就像我这位领导一样，所有在说“大数据”的人，真的理解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并非专业人士，但对于数据倒不全然陌生，这起源于本科阶段的一次田野调查。说是田野调查，很惭愧，现在看来也只是大学给点钱让孩子们去试试水。但那是我最早了解到“定性”“定量”分析的不同、并且通过调查问卷来收集信息然后试着分析数据的经历。当年的田野调查现在我只记得主题，但对数据的分析让我第一次明白，文科与理科也并非全无交集。
《荣国府的经济账》一书，作者陈大康，本科就读于数学系，博士就读于中文系，可见本书的分析方法起源以及功底扎实。在序言中，作者说他将《红楼梦》查检了百余遍，“统计对象是全书的72万余字，而非6万字，检验指标近80个而非14个”，获取了约2万个数据。无论作者自己是否意识到（83年的时候想必不会），在我看来这就是大数据的一种。“大数据”除了数据量“大”之外，更多的是这种精细到极致的分析。针对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的“大”数据，针对一个个体、一本书，自然也可以做单独的大数据分析。与其说是数据量起到了显著作用，不如说是分析的指标、方法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本“大数据”的红学之作就对《红楼梦》里的经济情况、尤其是经济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书扉的推荐语则说“贾府的崩溃，说到底其实就是经济的崩溃”。而这些崩溃在细小之处早有伏笔，除了一开始冷子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考语、秦可卿“瞬间的繁华、一时的欢乐”的托梦外，也反映在经济生活的点滴中。无论是姨娘们的月钱减半，还是庄头乌进孝诉苦哭穷“打擂台”，无不在细枝末节处草蛇灰线，到七十余回后就更是明显，连偷着典当东西来弥补资金链的事都做了出来，真可谓“食尽鸟投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制度——而上层建筑又反哺了经济基础，可能贾府的每个个体手中尚有余钱，但贾府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快速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境地，不知道作为管家人的贾母、王夫人、凤姐等人，可曾从大数据中窥见端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