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焦裕禄的宣传塑造，堪称国内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文化事故之一，生生把一个专业素养过硬，办事能力极强的学者型干部，塑 成了一个东正教式的受难圣徒，导致现在社会公众一提起焦裕禄来，第一印象永远是吃大苦受大累，有病不治有家不顾，没有自我的工作机器。
这种苏俄式受难圣徒塑造手法搞出来的形象是局部放大的滤镜效果，和历史上真正的焦裕禄本人相距甚远。
另外这种形象塑造手法还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大家一提起焦裕禄，可能会尊敬，可能会憧憬，但绝不会去效仿，当为人民服务的后果就是吃大苦受大累，有病不治有家不顾，那么恐怕没有几个人会乐意为人民服务，好人应该衣锦还乡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越苦越伟大，越难越光荣，那是东正教。
真正的焦裕禄，实际上是一个精明强干，业务能力极强，专业素质过硬，极会办事，还有很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学者型干部，是近乎完美的六边形战士，知识水平超过当时全国九成以上的知识分子，真要想让人效仿焦裕禄，应该多讲讲人家是怎么办事的。
先说说焦裕禄本人的文化水平，刮一刮认为他只会吃大苦受大累的思想流毒。
首先焦裕禄小时候读过书，7岁的时候，他父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他学习极其认真刻苦，用他老家山东的话说，这叫识文断字的秀才，在他童年的那个时代（上世纪20年代），一个识文断字，学习成绩优秀的人，其文化素养已经超过同一时期九成以上的社会公众，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毕竟那是个会写自己名字就不算文盲的时代。
他11岁的时候，家里遭灾，被迫辍学，于是平时务农，闲时做买卖，他啥生意都做过，卖过菜，卖过油，卖过饼，卖过煤，还去煤窑挖过煤，这种做小商贩的经历让他形成了很强的经济头脑，具备商业意识，这对于他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
由于识文断字，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他在
1946年入党后，很快被提拔为干部，由于文化水平突出，以前又有过挖煤经验，对矿山设备有过接触，1953年，他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当任工厂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依据，这本质上干的就是工业规划的工作，在这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水文地理资料，依靠这一有利条件，他开始自学规划科学，特别是研究水文环境和地质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规划科学层面的知识积累，对他后来在兰考的工作起到了极大帮助。
由于专业素养过硬，具备现代工业规划经验，
1954年8月，他被派往哈尔工业大学进修，后来又被派往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在学成之后，1956年底，他回到他亲自参与规划建设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金工车间主任和调度科长。
一个在大学进修过，又在现代化企业参与过生产学习，还参与过现代化企业的规划建设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文化水平，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拿到现代都相当拿得出手，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业人才的一员，不是什么只会吃苦受累的莽夫。
这种出身和履历，与其说是个干部，不如说是个学者更合适一些，你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种人绝不会是只会吃大苦受大累的。
焦裕禄为世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在兰考的工作，他在兰考的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从他于
1962年12月调任兰考当任书记，到1964年5月
14日因病不幸逝世，他前后在兰考只工作了
400多天，但他在兰考干出的成绩却非常美观，在极短的时间内拿出大量成绩，这显然不
是东正教式的圣愚能做到的。
说一下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
焦裕禄到兰考工作的时候，兰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粮食短缺，由于政策问题和天灾不断，他就任的时候兰考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春耕时闹风沙，秋收时闹洪水，水系混乱引发盐碱，这三灾并起，导致兰考农田受灾面积超过五十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不到43斤，全县缺粮1320万斤，缺草1800万斤，全县36万人口，竟有19.3万人受灾，民众生计高度依赖救济粮。
活不下去了，老百姓没办法，只能外出乞讨，当地干部认为去外地要饭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居然专门成立了劝阻办公室，去阻止居民接下来，就是治理兰考的灾害了。
民众之所以依赖救济粮，乃至于必须外出乞讨谋生，归根到底是在兰考本地活不下去，而兰考之所以活不下去，是因为灾害频繁，因此必须先治灾，他抽调了县委干部，技术人员，老农，组成总共120人的调查队，自己亲自带队，到全县调查灾害，花了3个月事件，走访了120多个生产大队，行程5000余里，他通过自己的水文地质专业知识，指导调查队收资蹲点，重点探查了全县84个大小风沙口，20万亩盐碱地，30万亩洼地涝地，160多处阻水工程。
调查队按照他教授的工作方法，深入实地一线，给每一个收资点的相关资料整理编目，绘图取样，形成详细的工作文件，依靠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兰考县委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整个兰考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了全局性的把握，他设计的一些表格和文档门类详尽，简明易懂，可用性极强，现在去看都不过时，比大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那些又臭又长的“表格化管理”印刷出来的A4垃圾要好一万倍。
针对当地的风沙问题，他带领群众在几个沙暴严重的风口大范围植树造林，采取先在风口边缘种树把风沙挡住，然后一步步推进，蚕食并最终消灭沙尘问题的方法，并且不急于求成，确定这是一项长期工作，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完的，边做边观察，先做个三五年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就继续推进，如果效果不好就调整方法，绝不一条道走到黑，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那个亩产万斤，肥猪赛大象，放卫星之风横行的时代里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其次是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地和洼地犬牙交错，水系极其紊乱，这种局面已非一日，实非人力所能为，针对这种情况，焦裕禄推行以排水为主，阻水，灌溉，放涝，改河道为辅的方针，当时兰考县委有人提出“大干三五年，彻底消灭水灾”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焦裕禄阻止了这种行为，坚持实事求是，不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追求根本做不到的彻底消灭水灾，而是先尽力把水灾造成的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控制灾害波及范围，“不让水害搬家”为目的，同时摒弃了以往治水时贪多全求的毛病，提出了舍小保大，舍坏保好的方针，放弃一部分没救了的耕地，竭力把还能救回来的耕地搞好，不搞既要又要那一套。
最后是治碱，中原地区的盐碱地问题，本质上是从宋朝三易回河之后历年洪涝引发水系紊乱造成的，这种问题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逐步缓解，他带领群众集思广益，研究出了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等治碱方法，并引进耐碱作物，另外他组织建设了试验台田，专门在上面试种耐碱作物，效果好就一点一点推广，效果不好就换别的，经过实验，发现泡桐树效果良好，既耐盐碱，又生长迅速，防风固沙效果好，于是大规模推广种植，缺乏检测盐碱地的手段，就用尝的方法来检测哪些是硝，哪些是碱（硝偏苦，碱偏辣），有多少枪打多少仗，坚决不让活人被尿憋死。
另外之前说过，焦裕禄以前做过小买卖，思想灵活，具备相当出色的商业意识，当时大跃进刚刚消停下来不久，政治气氛紧张，各地干部对于如何破除“一大二公”的思想束缚比较犹豫，做事束手東脚，不敢逾矩，焦裕禄可不管那么多，他是来拯救人民的，做正确的事，天下于我何加焉？
为了解决群众对种树积极性不高，不愿意管理林场的问题，他在兰考推出了“六包“六定”政策，把林木和土地分片包下去，让每个生产集体和个人按比例分成收入，多干多得，这实际上已经有点包产到户的意思在里面了，另外他还要求每个公社都要把副业搞起来，工作单位下放到小组一级，不搞一大二公那一套，对于具体业务不统一指令，因地制宜，能搞啥就搞啥，能烧砖烧砖，能养猪养猪，能编筐编筐，这一下子极大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种树多了自己可以从林场获得收益，种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一扫而空，之前被一大二公折腾惨了的群众简直久旱遇甘霖。
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是1963年，在那个政治空气极度紧张的时代，他做这些事实际上是担负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特别是“六包“六定”政策和小组一级搞副业，这几乎是在摸老虎屁股了，可以说是非常头铁了。
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经历，充分体现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科学素养和专业精神，他做事精明慎重，步步为营，在那个干部作风普遍简单粗暴的时代简直是一股清流，他非常热衷于边做边观察，不搞拍脑袋一哄而上那一套，而是先试点，再调整，然后推广，并及时根据评估结果来调整改进工作方法，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特别喜欢定量分析，例如种台田测试耐碱作物，植树造林时探风口研究林地布局，调查摸底地理状况决定耕地取舍。
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脱产文人阶层的那种装神弄鬼的死样子，他设计的收资表格简明易懂，可用性极强，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有效运用，非常适应当时兰考的客观环境，他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他的话说"当感到工作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群众，问问群众就有办法了"，兰考引进泡桐树就是他从一个叫萧位芬的饲养员那里听说的，萧位芬说自己村里的沙窝子里啥都养不活，就泡桐树还能长，泡桐树能挡风固沙，他听取经验之后开始引进泡桐树试种，果然大获成功，再比如治碱治沙时使用的翻淤压碱，压沙，是当时一个村民魏铎彬的经验，魏铎彬为了防止自己母亲的坟头被风沙吹开，就用河道里的淤泥把坟包盖住，成功固定住了沙土，坟头草还能成活，他学来之后就实验推广，效果非常好。
你上一次见到县处级干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最后再来说说焦裕禄被各种官宣通稿反复渲染的健康问题，官宣特别喜欢反复渲染他因肝病而身陷病痛的问题，导致很多人对焦裕禄的第一印象不是他办办事的能力，不是泡桐树，不是他实事求是的精神，而是肝病。
这种畸变式的局部放大让很多人对焦裕禄的印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蝗变，从一个精明能干的优秀干部，成了一个深受折磨的病人，人们的关注焦点发生了转移，导致很多人把焦裕禄的一生视为畏途而非方向，似乎为人民服务注定是痛苦的。
另外对于焦裕禄和病痛斗争的过程，很多宣传和文艺作品似乎总是把他塑造为单纯依靠意志力硬抗病痛，似乎疾病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只要意志上足够坚强，就可以克服，他们塑造的不是焦裕禄，而是一个东正教式的圣愚，是一个翻版的保尔柯察金。
然而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焦裕禄肯定不会做那种靠意志力硬抗病痛的事情，那是违反科学精神的，更和焦裕禄本人精明能干，具备极高科学素养的人格特点格格不入，一个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耐碱作物种植的人，一个顶着政治风险给自己管辖的民众搞“六包”的人，怎么可能会去做靠意志力硬抗病痛这种蠢事？
实际情况是，焦裕禄本人也是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生了病之后，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住院住院，疼的难受了也不是靠意志力硬抗，他患病的时间很久了，50年代在洛阳矿山设备机械厂的时候就患上了，对于如何控制病变，如何缓解病痛，作为一个老病号他其实颇有经验，最后也不是像某些通稿说的那样病逝在工作岗位上，而是去省城郑州看病住院，最后病逝于医院。
还说什么他对兰考的贫困忧心仲忡，对灾害放心不下，因此为了继续为人民服务，所以说服自己不要去看病，有病就靠意志力硬扛着，这纯属胡扯，他50年代患肝病之后就陆陆续续去医院就医，期间直没有断过，干部首先也是人，是人生了病就要去看病，看病吃药打针和为人民服务从来就不矛盾，只有好好看病吃药打针，维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把看病吃药打针和为人民服务对立起来，这种宣传手法说好听点叫拙劣，说难听点叫愚蠢。
哪怕是星际战士，也一样需要药剂师的照顾。
还有就是一些宣传里把他塑造的不近人情，似乎对家庭和对同事都是一幅冷面无情的态度，动不动舍小家为大家，强行制造家庭生活和工作事业的二元对立关系，强行制造戏剧张力，强行把家庭和为人民服务对立起来，焦裕禄是一个好父亲，他的家庭生活清贫是因为他廉洁奉公，再加上兰考本来就穷，大环境就那个样子，大家都穷，他家里清贫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焦裕禄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比如之前说过，他会做买卖，这一手本事焦裕禄一直没有丢掉，他在兰考的时候也和其它搞副业的生产小组一样，他自己也搞副业，业余时间经常和家里人一起去街上做买卖，卖咸菜，卖馍馍，增加收入，尽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
生病了就要看病吃药打针，这是人之常情，给自己的家庭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东正教歌颂苦难式的宣传手法总是热衷于把一切人之常情和为人民服务两者对立起来，似乎只能二选一，要为人民服务就得不当人，就得弃绝一切人之常情。
焦裕禄这么好的一个典范，生生成了一条畏
途。
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是不是不把把所有有志于为人民服务的人全都吓跑就不罢休？
这种宣传方法，不仅不利于让世人了解一个真正的焦裕禄，更不利于让人们学习和效仿焦裕禄，当人们把焦裕禄的一生视为畏途，你就再也看不到第二个，第三个焦裕禄了，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在宣传焦裕禄，不如说是在恐吓社会大众，搞得好像为人民服务的后果就是吃大苦受大累，要想为人民服务，就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有病不治，有家不顾，没有自我一样。
长此以往，谁还敢为人民服务？好人就没有好下场？好人就得被枪指着？那谁还敢当好人？
我不知道真实的焦裕禄是不是本文中写的这样。但是，这样的焦裕禄更让今天的我深有同感。精明强干，业务能力强，专业素质硬，会办事，有科学精神，有血有肉，关爱老百姓——苦，肯定会吃，一定比今天的人们更能吃苦，但是，他的绝不是只会吃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