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假期，两个班学生居然有十几个有打工的体验，这让我很意外。虽然，这些学生的服务对象都是自家人，但这种打工体验的现象在前几届学生中也是少有的现象。这些打工的学生，有的是帮忙带家中的二娃，有的是帮老年人做工，有的是在村里的工厂帮工，有的在体育局帮工，有的在自家工厂里帮工，有的在自家火锅店帮工，有的在父母单位里帮工，有的在自家亲戚的店里帮工，也有做志愿者获得报酬的。可见，打工资源各不相同，却大都“就地取材”。

同样是十二三岁小孩过暑假，为什么这种帮工的情况在往届微乎其微，在这一届却占有不少比例呢？个人认为在于学生生源的家庭阶层在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过去一二十年，私立校的学生家长，如果是工薪阶层，大多是来自公检法、医院、高校，如果是体制外的家长，大多是“实业家”“企业家”“商界名家”。记得我最早几届学生家长，其文化程度、个人修养、经济实力，真的是这二十年里最好的。家长们对子女的培养，也是精英化的。在当时，只有那种很难“管教”的小孩，才会被建议去父母的工厂里帮工，以正三观。当时，把帮工做为一种非常态的教育手段。比较常态的与“生财”有关的家庭教育行为，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的有些家长让小孩学会不乱花零花钱，要学会存钱，要学会合理分配自己的钱；有些开放的家长教小孩炒股知识，告诉小孩要用钱去生钱。在过去的一二十里，家长是不愿让小孩去进行帮工体验。学生们家境优渥，一个比一个往精英成长路上前进得勇猛。他们各自的零花钱，让他们根本没有帮工的概念。现在还记得20年前，一个学生的零钱包丢了，哭得惨兮兮地来找我。我问钱包里有多少钱，她说，一万多。而当时我们这儿的房价才600一平。

记得当初刚到私立校的第一个暑假，我还给学生布置给一个社会实践作业，让学生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从父母亲戚以外的人手中赚得报酬。那时，这些小朋友做得最多的就是上街卖鲜花和帮报社送报纸。一天所得在大多十几元钱。这样的活动也仅仅是一天，这样的体验，秀得成分更多。

后来，随着私立校越来越多，随着各界家长对小孩的期待越来越高，私立校不再是纯精英教育模式，它也服务所有人，也顺应社会需要。于是生源家庭变得多样化，家长的文化、经济、个人素养的差异性很大。随之而来的教育艺术的复杂性也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出来。不少学生已能感知到同学之间家庭差异较大，有也一定学生家庭并不富裕，他们对钱财认识，自然比前几届学生有更真切的体会，也当然会有更接地气的假期帮工。

当然，以上学生的假期帮工，绝不是家庭困难的不得不为之，但这也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在其中。不同的家庭有对社会不同的认识，学生有不同的度假方式，也就不足为奇，是我自己过于感慨了。当然，以上是从家庭以外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如果站在每个家庭的角度，估计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种可能，今年的疫情，让原本有外出计划的家庭止步了。于是，在家带娃又成了一个大难事。家族、社区有相应的资源来安置这些让家长头疼的娃，这可能也是一部分家长让学生去帮工的原因。让小孩去帮工，可以减少家长与小孩长时间呆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里，减少“鸡飞狗跳”的可能性，让小孩有事做，让家长有时间可喘气。

一种可能，有些家长，可能是无法掌控小孩的手机或游戏，与其让小孩在家捧着手机，美名其曰学习，或是在家联网打游戏，不如扔给别人，让他远离手机和游戏。两相取舍，让小孩去体验生活，总要少摸一会儿手机，总要少打两盘游戏吧。这一类情况，大有两权其害取其轻的感觉。

一种可能，有些家长，就得小孩假期帮工，本就是家庭需要的。如自家开店的，无论是在火锅店跑堂，还是在小卖部记帐，都是一种带娃模式。

当然也不排除，家长就是一种小孩体现生活的不易的态度来着的。

我想，不同的家庭自有不同家庭的生活方式，说这么多，其实，还是愿学生家庭条件好些、愿社会经济发展好些，这样，学生假期帮工，才更能称得上是体验，而不是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