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鞅以雷厉风行之势推行新政，仅十年时光，便令秦国实现大治。起初对新法颇多微词之人，竟专程奔赴都城，为变法献上颂歌。那么，至此商鞅变法能否算作圆满收官？执政者是否就此可安享民众赞誉？实则此情形因人而异，“奖赏”之说，于公孙鞅并不适用。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对变法持否定态度的司马光，竟对公孙鞅给予好评，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缘由？公孙鞅历经十年变法，好不容易扭转舆论风向，却展现出冷峻果决的一面。他认为，这些唱颂歌之人皆是干扰法纪之徒。如何处置他们？简单，将其全部放逐至边境。自此，秦国人再不敢妄议法律优劣。
公孙鞅意图明确，力求令行禁止。作为秦国人，政府颁布何种法律，便需严格遵守。任何人仅有遵纪守法之义务，而无评议法律之权利。无论认为法律良善还是严苛，唯一要做的便是俯首遵循。
在《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年的记载中，公孙鞅的变法无疑是核心内容。此外，仅简单提及韩国一事：韩懿侯离世，其子韩昭侯继位。随后司马光发表一段新的“臣光曰”，对公孙鞅作出评价。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司马光定会毫不留情地批判公孙鞅，以犀利言辞警示后人。然而，作为宽厚长者，司马光却从公孙鞅身上发现一个值得称赞的优点，用一字概括，便是“信”。
在司马光看来，执政者必须秉持诚信，唯有诚信方能赢得百姓信赖，而唯有赢得百姓信赖，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此道理适用于任何规模的统治者。
古人云：善于治家者，不欺亲人；善于治国者，不欺百姓；称霸一方者，不欺邻国；统御天下者，不欺万民。这番话意味深长，因为在司马光所处的宋朝，政府确有诸多背信弃义之举——既欺骗过国内百姓，也欺骗过不友好的邻邦。很多时候，这种欺骗并非出于本意，而是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张三刚作出真诚承诺，李四的意见又占据上风，张三的承诺便化为泡影。
当时政治风气虽较为开明，但在这种开明专制的环境下，此类情况极易出现。若皇帝能乾纲独断，反而不易朝令夕改；若实行成熟的共和制或民主制，尽管意见繁杂，但一切皆有规范流程加以制约。
司马光含蓄地针砭了这种背信弃义的风气。他指出，信任具有相互性，一个潜藏信任危机的社会难以长治久安。依靠背信弃义或许能获取一时之利，但这些利益远不足以弥补离心离德所造成的损失。
为了深入阐述这一观点，司马光精心列举了四个经典典故：齐桓公对曹沫坚守诚信，晋文公对原人践行诺言，魏文侯对虞人履行约定，秦孝公和公孙鞅徙木立信。
这些事例无一不彰显出诚信在治国理政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司马光尤其着重强调了信用的关键作用。他指出，上述四位君主并非以正道著称于世，而公孙鞅更是以刻薄寡恩闻名。公孙鞅所处的战国时代，天下人纷纷摒弃道德准则，彼此之间尔虞我诈、争斗不断。然而，即便处于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公孙鞅依旧坚守守信之道来治理国民。这足以表明，在太平盛世，天子更不应舍弃信用。
司马光极为重视信用，他以朝廷大臣的身份，恳切呼吁皇帝重视国家信用。儒家与法家虽立场不同，但都对信用予以高度重视。儒家将信用视为立国的根本，而法家则把信用当作谋权的手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成本问题。不妨设想两种极端情况：在一个信用值达到满分的社会中，交易成本会大幅降低。即便只是去菜市场买菜，卖家不会漫天要价，买家也不会无理压价，甚至连货比三家都无需进行，一切都变得极为便利。而在一个信用值为零的社会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社会根本无法存续，因为交易成本过高。买家会担心，若先付了钱，卖家是否会不认账；卖家也会忧虑，若先给了菜，买家是否会逃之夭夭。于是，买卖双方都需要请人协助监督，但这些负责监督的人是否可靠呢？若不放心，甚至需要将他们的孩子抓来做人质。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看守人质的人是否可靠呢？各种制约机制因此层层叠加，人类甚至可能难以再过群居生活。
我们的实际处境始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孔子曾提出“无信不立”的论断，将信用置于粮食和军需储备之前。这一道理不仅至今仍然适用，其重要性甚至比孔子所处的时代更为凸显。
最为直观的例子便是，如今我们使用的货币已不再是真金白银，无论是纸币还是银行卡，本质上都是信用货币，依托于政府的信用背书。一旦政府失信，所有人的存款余额都可能瞬间化为乌有。
政府普遍存在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冲动，因为这是获取资金最快、最便捷且最不易遭遇阻力的办法。适度的货币增发，其贬值损失会悄然无声地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人们往往还未反应过来就已适应了新的物价水平。但倘若政府对此上瘾，就会彻底丧失民众的信任。
津巴布韦是信用体制崩塌引发国家崩溃的典型案例。该国纸币面额一度高达100万亿，甚至超过常见冥币面额，纸币价值暴跌如废纸，最终导致大量人口外流。
值得注意的是，津巴布韦并非首个因超发货币引发危机的国家。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超发货币的现象。当时虽无纸币，但周天子“巧妙”地铸造大钱，通过增大钱币体积提高面值。此后，“铸大钱”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的惯用手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司马光所处的宋朝也未能避免。
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还开创了纸币的先河。交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本质上是一种有价证券。此外，宋朝还发行了多种纸质票据，均可在当时作为货币流通。
宋神宗时期曾大规模增发纸币，短期内影响尚不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到宋哲宗时期，这些问题集中爆发。实际上，宋神宗也是无奈之举，早在宋仁宗时期，就已出现不顾储备金大量增发纸币的情况，导致债务问题一直延续到宋神宗时代，始终未能解决。
信用问题关乎国家根基，那么该如何维护信用呢？儒家思想通常将信用问题视为道德问题，主张用道德手段解决。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实则是一个成本问题，需运用成本思维处理。而博弈论则将其视为一种博弈关系，认为应通过调整相关人员的博弈关系来解决。
博弈论的逻辑并不复杂。以小餐馆为例，开在旅游景点的餐馆往往菜品质量差且价格高，这并非店家缺乏道德，而是因为每笔生意都是一次性交易，商家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些经营较为温和的店家在激烈竞争中早已被淘汰，只有足够“狠”的商家才能生存。而居民小区的餐馆则不同，主要面向回头客，因此必须保证菜品物美价廉、服务周到。那些黑心商家同样会被市场淘汰，留存下来的都是诚信经营的店家。
从博弈关系来看，前者属于单次博弈，无论交易多少次，每笔交易都是独立的，彼此毫无关联。而后者则是与同一批顾客反复交易，一旦欺骗顾客，便很难获得第二次机会。由此可见，建立信用并不困难，只需将单次博弈转变为重复博弈即可。
如今，旅游景点的商店经营状况较多年前已有显著改善，这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评价体系的建立。被坑骗的顾客可以给店家差评，潜在顾客也能轻松查看各类评价。曾经古人眼中的道德难题，如今借助科技手段意外地得到了解决。
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愈发精细，信用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宋朝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朝代，对信用的依赖程度极高。然而，由于在宋朝信用所涉及的利益极为巨大，践踏信用能够获取可观的短期利益，暂时缓解燃眉之急。尽管有识之士深知重复博弈的意义，但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即博弈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每当朝廷失信于民，民间的反抗要么难以形成声势，要么反应迟缓，要么被强力镇压。虽然失信会付出代价，但那毕竟是未来之事，就如同借款需支付利息一样，先解决眼前的困境再说。
因此，一个朝代的覆灭并非仅仅归咎于一两个昏君，而是长期积累的问题所致。无论博弈双方的实力差距多大，只要强势的一方频繁失信，终究会自食恶果，且这种后果往往是致命的。
从商鞅徙木立信的铁腕举措到司马光对“信”的高度推崇，从秦国凭借“信”强盛崛起至宋代交子信用崩塌的历史脉络，始终贯穿一条质朴而深刻的治理逻辑：信用是文明延续的隐性基石，是跨越时代的治理密码。它超越了法家的冷峻严苛与儒家的温和包容，成为嵌入制度基因的底层共识——当权力以“徙木”的坚定决心守护规则、以“无欺”的诚挚诚意对待百姓，方能在利益博弈中构建稳定的制度框架；而长期透支信用的后果，并非瞬间的崩塌，而是对社会信任体系的釜底抽薪，如宋代交子超发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成为积贫积弱的隐患。历史与现实共同昭示：信用的本质是重复博弈中的规则共识，小到菜市场的公平交易，大到国家货币的信用背书，唯有将“守信者昌”融入制度血脉，才能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让文明在信用的根基上孕育出超越时代的韧性——这既是商鞅与司马光跨越千年的共识，也是现代治理从历史长河中汲取的终极启示：在利益的浪潮中，唯有“信”能成为定海神针；在制度的迷宫里，唯有守护信用，才能抵达长治久安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