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王道士之过  与地方官员之罪

张范津

七月中,在烈日下我们参观了敦煌莫高窟，参观了曾经储存过大量文明信息的藏经洞。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900年当这个曾被历史深深遗忘的洞窟被发现，并迎来重生曙光的同时，却也洞开了它的劫难之门，几年间大量珍贵文物便流失殆尽。

此责谁负？众说纷纭，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则断称管理者王园箓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也是没办法呀！”这是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中王道士的一句台词，是编导在替他辩解吗？尽职免责，失职追责。而当年的王道士尽职了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起码没有失职。大量资料显示，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他为保护那些文物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诚然，受知识素养的制约，对于洞中藏品的价值，王道士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但直觉告诉他那是宝贝。于是他带上一些藏物品，遍访当地官员，让他们长眼、鉴定。他拜访了时任敦煌知县严泽，严对此毫无兴趣，留下经卷，便没有了下文。他觐见了擅长诗书的安肃兵备道道台廷栋，这位道台看后竟说，这些手抄本的毛笔字还不如他的书法，当即给予了否定。他干谒了新任县令湖北老乡汪宗瀚，汪亲临莫高窟考察，也只将其当作了一般古董。汪请甘肃学政叶昌炽鉴赏，叶看后虽向藩台提出了将此运省妥藏的建议，但终以运费无着而作罢。王园箓向朝廷上书，在文物与“匪务”，文化存废与政权存亡的博弈中，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因此，王道士最终未得到慈禧政府的谕示。

从敦煌到兰州，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从未拿藏品当回事，更未将此当作公务来对待，这冷漠无疑促成了道士的误判。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于是他停止了自己的呐喊，收住了已历时7年的“上访”脚步，并反其道而行之，自视高明的搞起了“废物利用”，以这批故纸残卷换银两，清理修缮洞窟。于是才有了斯坦因的巧取，有了伯希和的豪夺，以及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鄂登堡的劫掠。宝贵的文化遗产就这样被无知荒唐的虐待着，莫高窟被掏空了。

        藏经洞藏品的流失，王道士固然难辞其咎，但那些主政一方的官员呢？岂不罪不可赦！假如，藏经洞初被发现之初，严泽有一些热心，廷栋不自负于自己的书法小技，汪宗瀚更执着于肩上的责任，叶昌炽多一些担当，哪怕有一个人采取了切实的措施，文化瑰宝的这一旷世劫难也许就可幸免，而不幸的是他们都没那样做。由此可见官员们的文保意识多么重要。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犹可追。可悲的是，时至今日有些地方、有些官员仍在重蹈严泽、廷栋、汪宗瀚、叶昌炽们的覆辙。君不见，在GDP增幅的追逐中，在政绩建树的躁动里，在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口实下，一栋栋写满历史的古建筑、一棵棵年轮密集的老树大树已黯然消失。更有上海石库门之议，济南火车站之痛，丰都鬼城之讽，北京梁林故居强拆之怒，南京围绕地铁三号线建设“护桐”之争，海口市民“保椰”之战等等。

文物，特别是古建、古树是一个地方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最值得自豪的财富，最值得骄傲的风水，更是最灵验的财神。岂不知我们将其拆掉、铲除，在塌陷了城市的历史，抹掉了村庄的记忆，阻断了城乡发展的精神基因和文脉的同时，也就铲除了一个地方最大的财富，驱离了最灵验的财神，破坏了最能藏风聚气的风水。敦煌文物尽管劫掠国外，不能为我所有，但还实际存在，而古建被夷为平地、古树名木被连根拔掉后，就意味着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在我们生活的村庄、城市、国度，甚至地球上永远消失了。诚然，在一些中小城市、基层乡村，有些凝结着浓浓乡情乡愁的古建、老树，确实没有列入哪一级别的保护名单,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关注，但这绝不能成为拆除刨掉的理由。切记文物的不可逆性，“文物拆了就是拆了，永远恢复不了！”著名文保专家谢辰生先生曾这样告诫世人。因此，今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就特别强调了“注重保护、留住乡愁”的原则，并提出了“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的要求。

为官一任，保护文物是政绩,保护不好文物是败笔。今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018年7月20日

于 2018-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