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就业结构性矛盾,国际惯例一般运用《贝弗里奇报告》,这里我首先介绍一下什么叫《贝弗里奇报告》,这报告缘自上世纪40年代,英国战时内阁委托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主持研究工党在1945年大选胜出后.将报告提出的全民福利理念转化为国家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政府干预社会保障提供了理论支撑,威廉-贝弗里奇研究出的报告就是《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运用贝弗里奇曲线,描述劳动力市场中职位空缺率与失业率之间经验关系的曲线,x轴为失业率,y轴为职位空缺率,通常呈凹型,可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表示。贝弗里奇曲线与菲利普斯曲线不同,前者侧重分析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后者关注失业率与通胀关系。
《贝弗里奇报告》视角下的我国当代社会就业结构性矛盾与政策影响分析：
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以“消除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构造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蓝图,其核心矛盾是资本主义效率与福利公平的张力,在我们当代社会仍有启发意义,但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我们的就业问题,因为贝弗里奇报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不适用我们具有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现从就业市场失灵,分配机制失衡,城乡二元固化三个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结合我们的就业优先战略,分析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并找出破解的路经。
首先是就业市场失灵,贝弗里奇曲线在我国职位空缺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动态失效。其原因是《贝弗里奇报告》运用的是凯恩斯经济学原理,而我们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是理论工具不同,再说《贝弗里奇报告》在资本主义英国研制出来,而我们是具有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国情也不同。《贝弗里奇报告》假设“充分就业”是福利可持续的基础（假定c）,但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我国目前一方面是自然失业率攀升,城镇调查结果是失业率与岗位空缺率同步上升,2025年分别为5.14%与1.37。反映技能错配与产业升级脱节,面对制造业技术工人缺口达3000万,而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低于90%。因此党中央提出全国一盘棋,根据岗位需要有计划的进行人岗匹配的培训和教育,既节省教育培训的资源,又促进岗位人才的填补,保障生产发展。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的扩张,私营经济占比超80%的劳动力市场,缺乏社会保障覆盖,偏离“普遍性原则”。这就导致《贝弗里奇报告》无法记录和描述我国现有的就业市场。为此,我们对就业问题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的职业技能培训滞后,现行政策侧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全身检查,统一治理,政策侧重短期就业补贴,忽视长期技能匹配,加剧“高技能岗位空缺与低技能失业者并存”的矛盾。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碎片化,灵活就业者参保率不足50%与贝弗里奇报告“统一管理原则”背道而驰。
其次是分配机制失衡,降商品化与资本逻辑的对抗,贝弗里奇报告主张通过福利“降商品化”保障生存权,但当代分配矛盾更复杂,一方面初次分配失衡,我国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6,前10%的家庭占有67%的财富,与“保障基本生源原则”冲突。另一方面福利供给分化,城乡医保报销差距达30%,农民工参保率不足50%,违背公平性原则。我们对此进行反思,一方面是因为税收调节失效,房产税,资本利得税改革没有跟上发展节奏,难以抑制财富集中。另一方面是试点经验局限,需超越报告“福利再分配的框架”,通过供给侧改革（户籍,土地制度）,激活内生动力,尤其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户籍改革,尚未在推广。
从资本主义倡导的福利国家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就业结构改革,《贝弗里奇报告》的矛盾本质是“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不可调和性”。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原理,结合我国的现在的实际情况,从就业政策,分配机制和城乡改革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首先是将职业技能培训纳入财政预算,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并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网络体系,提高人岗匹配的速度。其次通过房产税,资本利得税调节贫富差距,落实“第三次分配”。再就是城乡改革,建立“人,地,钱”挂钩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目标是把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被动福利”转向社会主义对劳动者的“主动发展”,既达到共同富裕,又激发劳动者创新未来的活力,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贝弗里奇福利理念的扬弃,更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归,就业优先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贝弗里奇报告无法企及的惠民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