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回国的47个小时后，我开始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困扰|口述实录
———令山（2021年8月底前往爱尔兰交换）
四个月的交换生活过后，令山于2021年12月24日从爱尔兰回国。虽然回国历程总体顺利，但持续约半个月的焦虑和回国两天时的极度缺觉“依然对她的生理和精神状态造成了一定的损伤”。据令山所言，她在此之后开始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困扰。
（*心脏神经官能症：又称功能性心脏不适、神经血循环衰弱症或奋力综合征、心血管神经官能症，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症状多种多样，常见有心悸、心前区疼痛、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头晕、失眠、多梦等。病因多为由于焦虑、紧张、情绪激动、精神创伤等因素的作用，中枢神经功能的兴奋和抑制过程发生障碍，受植物神经调节的心血管系统也随着发生紊乱，引起了一系列交感神经张力过高的症状。此外，过度劳累，体力活动过少，循环系统缺乏适当锻炼，以致稍有活动或少许劳累即不能适应，因而产生过度的心血管反应而致本病。）
以下内容根据令山的讲述整理。
一、将近五十个小时的冒险
1.出发之前
回忆回国的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痛苦也好，庆幸也罢，这段经历对我的生理和心理状态都有很大的影响，再言重一些，它可能已经镌刻进我生命里了。
其实我在去交换之前并不知道回国有这么难，甚至连回国的流程都不知道是怎样的。最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是十月中旬，一起去的一个同学说自己看完网上的回国记录后焦虑得一晚上没睡，我当时还在想不至于这么夸张吧。回来的机票倒是八月底就买好了，虽然心里也知道大概率会熔断。
十一月底我把汉莎的机票换成了荷航-厦航的，因为原先汉莎的航班在12月29号，而交换生在23号就必须搬出宿舍。神奇的是，汉莎12月的回国航班在12月2号全部熔断，在同伴心急火燎找票代买新机票的时候，我成了最放松（也是给他们推荐票代）的那一个。但平静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离回国的日子越近就越焦虑（因为已经深知回国难度，同时看的回国攻略越多，了解到的失败案例也越多），更不必说Omicron此时正横扫整个欧洲。虽然后来已经确定自己的航班不会熔断，但还有转机时检测假阳和成为密接（第一程航班坐在阳性者前后三排）的可能性。假阳和密接都会导致同一个结果：在中转国被遣返。被遣返就意味着要滞留机场，因为我没有爱尔兰的IRP，也没有申根签证，不仅不能返回爱尔兰，甚至出不了机场转机区。那么然后呢，能去哪里，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国，滞留的日子要怎么办？
起飞前要做PCR和抗体双检测，所以一定要保证自己不被感染。到了起飞前一个星期的时候，我的防范意识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去厨房也要戴两层口罩，回到房间后拼命消毒，几乎避免一切跟室友的接触。没有面对面跟室友道别，只是手写了信，在去机场的当天凌晨塞到了室友房间的门缝下，还给她们在客厅留了几十个N95口罩（因为来的时候带了太多）。
其实起飞前还有两个插曲，第一个是在12月16号的时候，我们听说本校一个去英国交换的同学在荷兰转机时检测出阳性，随后被遣返回英国。事实上她没有感染，是检测机构的问题（也就是“假阳”），但她辩解无果，还是没法在起飞前再做一次检测，当然也没办法登上厦航的飞机。
另一个则更富戏剧性。我们是24号的航班，22号去做的双检测，而就在做完检测的几个小时后，和我同一个航班的朋友小L就在我们“12.24回国”的小群里说，她室友阳了。
小L的室友都是欧洲人，最开始在Whatsapp群里说自己阳性的是一个已经回到法国的女孩子，随后剩下几个都纷纷附和说自己也检测出了阳性。万幸的是感染者都已经回国，而小L从到达爱尔兰开始就按照假定室友都感染的标准进行防护（在宿舍里也佩戴N95，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都要消毒等等），所以虽然是密切接触者，但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感染。但现在想起来依然会后怕，因为如果是我或另一位同行者小T的室友阳性，照我和小T那时候的防护程度，我们三个必然都会感染。
病毒离我们从来不远，但直到那时，我才体会到是“如此如此近”。机场里那些被遣返者不再是只存在于报道里、离我无限遥远的“少数不幸者”，而变成了无比鲜活无比真实的“每一个”，而我也说不定会成为他们当中之一。极度严格的回国防疫政策必须遵守，但一种莫名的情绪也在心里蔓延开来。层层程序下来，你真的是一个“人”吗，好像不完全，因为比起“人”，你其实更像病毒吧。
2.起飞和中转
第一程航班24号八点从都柏林起飞，凌晨四点就要出发去机场，因为各类材料核验非常麻烦，必须预留足够时间。我们三个选择在23号晚上八点左右开始睡觉，但我知道自己其实根本睡不着。所以我在躺下之前，就吃了一片褪黑素。
当然，高度焦虑下褪黑素纯粹只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我还是睡着了，虽然在床上翻了将近三个小时。而拧开盖子的刹那我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那一瓶廉价褪黑素会成为我某种程度上的“救命稻草”。
凌晨四点拖着两个大箱子连滚带爬走下楼梯时，我盯着宿舍窗户上挂着的圣诞彩灯，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绪在脑海里慢慢膨胀开。我可能此生都不会再踏进这里一步，与舍友也很可能是永别，这样的告别，或许真的太仓促了一些。
但我确实没有胆量和这一切来一场盛大却高风险的告别。
N95、面罩、手套，因为不愿遭受周围人的眼光，我们三个到最后也没穿上防护服。第一程航班的飞机很小，小到商务舱都和经济舱完全没区别，只是用一层帘子隔开。我们当时凌晨三点起床就为了抢商务舱的票，因为多数情况下商务舱人少，不容易成为密接。第一程是“防同胞”，前后三排最好不要有中国人（他们大部分也会是你下一程的同机人员，而只要当中有一个阳性，你就会成为密接，无法搭乘厦航的回国航班），所以看到前后只有寥寥几个欧洲面孔时，我们都舒了一口气。
荷兰机场的检测机构收费极高，一套双检测每人300欧。检测后完全就是听天由命，只能祈求自己和同伴不会假阳。商务舱的票倒是有一个好处，可以免费到KLM的贵宾休息室呆上一天。
得到双阴结果、绿码批下来的时候我激动地叫出声来。基本大功告成，这么多天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我们都可以回家了。非常顺利，也过于幸运，网上的那些不幸可能就发生在此时此刻的史基浦机场，但它们此时又离我无限遥远了。
我们本来订到了机场酒店，后来出于酒店不消毒害怕感染的考虑退掉了（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休息室关门后去哪里过夜，我们谁也不知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三个选择在八点的时候就出门寻找合适的过夜地点。
在航站楼凑合过夜的旅客比想象中多得多。大部分是亚非面孔，而除了时不时映入眼帘的、裹着严严实实防护服的国人，剩下的大部分都没有戴口罩，甚至不少在咳嗽。终于选定一处地点后也已过了十点，在休息室睡过一觉的小L早已决定好这一夜要打游戏度过，而我和小T继续尝试入睡。
然后我再一次拿出了褪黑素。睡不着也死马当活马医吧，十二月底的机场室内非常冷，我侧躺下来盖上自己最厚的羽绒服，漫漫长夜的冒险，就这样开始了。
3. 最长的一夜
那一夜我醒了很多次，但其实并不能确定每次醒之前自己是否真的睡着。
第一次醒是被同伴叫起来转移阵地，因为几排座位开外有老鼠在乱窜。四处寻找空座位时，我惊异于凌晨还有这么多人在活动。刚找到座位没多久就有骑着平衡车的警察来查护照，还详细询问了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我想起回国失败案例里那些滞留机场的人，他们当中的很多就是睡在机场座椅上，靠三明治和泡面度日，还要想尽办法避开警察。终有一天被警察发现了怎么办？我贫乏的想象力不足以将画面继续描摹下去。
旁边座位又来了不少没带口罩的人，我们再一次转移。这一回的座位靠窗，停机坪上闪烁着微弱的黄光，而夜空已带上些许亮色。小L的游戏已经弹窗（“您游玩的时间过长，请注意保护视力”），另一边的小T也醒着，不发一言望着窗外的廊桥。
这是我第一次通宵，当应有的睡眠被拆成许多清醒的片段，才意识到夜晚原来这么这么长。随后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边聊边数着还有多久天亮，三个人一到六点就冲回KLM休息室，结果被告知昨天的商务舱机票只顶一天，今天还想再进休息室的话，一个人要交65欧。
65欧就65欧。还有十个小时才登机，不在这里还能去哪里。接下来是循环般的吃、喝、尝试睡觉，中途还出去逛了逛机场。不知是不是圣诞节的缘故，那一天的休息室里人特别多，我们三个如临大敌地把N95的鼻夹夹得更紧，尽管戴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口罩，感觉耳廓都已经被勒得青紫。
快登机吧，快登机吧，我在心中默念，让这一切赶紧结束吧。
4. 登机前的最后考验
登机前应该是很激动的，但并没有，因为还有最后一关要过。
测体温。
测体温本来不是事，但问题在于，只有一次机会。先于我们回国的一位同学亲眼见证过一位阿姨在登机口被拦下，就因为“体温过高”。说是体温高，其实也就是37度出头而已，而体温高的原因有太多种，比如机器问题，比如生理期，比如穿的羽绒服太厚太闷。没有假阳，不是密接，历经千辛万苦后拿到绿码后因为这最后一步上不了飞机，谁能接受得了。
于是在前往登机口的前半个小时我们把羽绒服脱下，三个人近乎疯魔地时不时互相试探额头的温度。登机的队列极长，我在排队的时候甚至用酒精湿巾擦了擦自己的额头，期望酒精挥发时能把温度再降下来一些。
其实我的体温根本就很正常。
测温枪的“嘀”声很响，在工作人员那一句“可以了”说出来之前，我查高考成绩都没这么紧张。随后无事发生，我被放行，再走几步就到廊桥。
要再回头看一眼吗？此时此刻是彻彻底底解脱了，已经半只脚，不，相当于已经回到中国了。
5. 在飞机上
系上安全带的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解脱还远远说不上。
起飞后航班很快熄灯，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慢慢进入睡眠状态，但无论我怎样告诉自己已经没事了，也依然没有睡意袭来。上飞机的时候心脏就有些许不适，虽然应该是心理作用导致，但一种没来由的惴惴不安依然挥之不去。
睡着了就没问题了。
先是试着通过看电影催眠，但一部剧情清奇的电影看了大半，也丝毫不起作用。毫无征兆地，心脏开始很重也极快地跳，这是我活了二十年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先是努力说服自己这是心理作用，但没过多久焦虑就彻底转为了恐惧，我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抑制。身边的小L已经睡着，狂乱中我转向隔了一个过道的小T，昏暗灯光下她还睁着眼睛。四下静得可怕，我不敢贸然大声说话，便只能打开手机便签，把心里所想一股脑打出来，然后把手机递给她。
简短的安慰在那时完全没有用，我一度解开了安全带站起来，想去前舱找乘务员说明情况。一度，只是一度，因为我走到一半就折返，按住左胸努力拉回不受控制的思绪。是心理作用，一定是心理作用，以及就算不是心理作用又能怎样，这是在万米高空，还可能有怎样的处理方法呢——重新坐回位置的我没有再继续打扰小T，而是又拧开了褪黑素的盖子——本来为了防止感染打算十个小时不吃不喝，但为了喝药，我只能拉下两层口罩喝水。
仅存的理智告诉我频繁吃褪黑素的行为称得上魔怔，但再睡不着心脏就会继续超负荷地难受——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死，真实意义上的会死。
其实人根本没有这么容易死。再想起来会觉得夸张，但在只能听到引擎轰鸣、窗外夜色深黑的高空，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某些情绪真的能吞没一个人，死亡，或者说对“死亡”的恐惧也从未这般具象。
再醒过来的时候舷窗外是一片水晶般梦幻的蓝紫色。不知是多久前的不安已经无影无踪，近乎惊厥的体验仿佛从未发生。我猜此刻可能正在跨越晨昏线，天亮了，离家也不会太远了吧。
二、心脏问题，或许是我的“Long Covid”
1. “你是不是太焦虑了？”
在厦门隔离的十四天里，心脏的不适日渐明显起来。频率不高，一天可能就一两次，但确实每天都会早搏。再接下来是被心脏问题困扰的一整个寒假，或者说，持续至今。做了两次24小时监测，查了心脏彩超、甲状腺，没有器质性病变，没有甲亢，报告显示的“窦性心动过速”也着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医生的话里没有什么波澜，而我也和家里人因为到底要不要吃富马酸比索洛尔片起过争执。好像确实不严重，但早搏依然每天造访，不多不少，一直是原先的频率。夜里心脏不适时会伴随一定程度的恐慌发作，回北京后我也再去看过医生，查了无数资料后怀疑自己是“植物性神经紊乱”，但依旧没有查出任何具体的病因。“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太焦虑了”，每个医生都会问这么一句，而我的回答每次都是“没有”。
去交换的三个月可以说是大学以来最快乐闲适的时光，远离一些卷生卷死、一些盲目的互相比较，不是去想“我应该做什么”，而是思考“我想做什么”。是一种逃离，但并不是逃避。
所以，除了最后那段时间，真的不能算焦虑吧？
2. 但是这样的艰难望不到头
去交换时错过了体测，而在补测前，我提交了免测800米的申请。因为3月份尝试运动时，心脏就会立刻难受起来，一度吓得我连慢跑都不敢。
一眨眼就到五月，春季学期去爱尔兰交换的同学也要回来。回国新政里初次双检测的时间从48小时内变成了12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内检测结果都不一定能出来，一旦有什么差错，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据说机票也一直在涨，都柏林转机阿姆回国的商务舱已经飙到了将近11万。 “为什么不买经济舱”，没有为什么，因为愿意买天价商务舱的，都是没抢到经济舱票的。
这学期去交换的同学更是“命运多舛”。其中一个女生机票熔断过一次，为了赶上考古实习，第二次不得不买了9万的商务舱。另一位则在阿姆斯特丹切实遭遇了“假阳”，几番辗转才回国。这样的经历每一天都在发生，又要持续多久呢，谁也不知道。
五月初还有一位P大的同学来问我交换的事情，她想下个学期去荷兰。一番问答后，她突然来了一句：“我本来以为你会劝退我。”
劝退。我突然意识到所有人来问我交换相关事宜的时候，我都在强烈推荐他们去。虽然，肯定还是会先说回国很难。
而且这样的艰难望不到头。
三、写在最后
心脏问题有在渐渐好转，至少我能确定，它应该是神经性问题而非器质性病变。
夜里的恐慌发作频率也明显在减少。
但影响确实还在持续。
当然，我知道自己的情况绝对是个例。“其实完全就是你自己的心态问题”，家里人曾经旁敲侧击地这么说过，意思在于回国也没有那么难，我当时的痛苦纯粹是内心脆弱导致。
或许吧。
但我真的很想说：大流行当前，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的挣扎和痛苦都很真实，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并不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摆脱困境。如今的“例外情况”已经太多，聆听个体的声音或许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识，但请不要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标准去度量每一个别人用生命切实体会的“此情此景”。不想谈太多宏观上的问题，但多一点对个体声音的倾听，少一些对个体行为或心境的评价，或许在这场大流行中，我们都应该试着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