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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强烈推荐下,时隔八年,我重新阅读了一遍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
海明威提出了冰山理论:他把作品中的文字比作在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部分,把文字底下蕴藏的内涵比作冰山在水面下更大的部分。冰山理论力主用最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涵。
《老人与海》无疑就是以冰山理论为指导的代表作。
情节如下:老渔夫圣地亚哥很久没有打到一条鱼了。他这次出海,费劲千辛万苦打到了一条大鱼,但是回程中,这条大鱼的肉被鲨鱼啃食殆尽了。
故事很简单,从始至终却一直贯彻着圣地亚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正符合海明威硬汉派文学的人物特点。

八年前,我最多也就只能体悟这么多。
但是今天,在读了译者吴劳的序言《<老人与海>的多层次涵义》后,我又对《老人与海》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海明威是一个作家,圣地亚哥是个渔夫。
如可以展开联想而不被指摘过分解读的话,我想,海明威写圣地亚哥,一定程度上是在写自己的职业生涯吧。
渔夫通过体力劳动,最终收获成果;作家何尝不是呢?不同的是通过脑力劳动罢了。
渔夫有的时候捕得上鱼,有的时候却捕不上,恰如作家,有的时候稿件能被编辑青睐,而有的时候却被无情地丢进废纸篓里。
而就算捕不上鱼,过不了稿子,渔夫和作家也总是要吃饭的吧。于是,渔夫到沙滩上抓海龟蛋吃,这些“能让他的身体强壮,在九月抓到大鱼”;海明威醉心耕笔小说之余,也会接一些新闻编辑的活,充实荷包的同时,也磨练了自己的文笔。
如果两个职业的生活方式是偶有雷同的话,那么他们一路上所面对的重重坎坷和所需要的韧劲却是如出一辙的。
渔夫被强悍的大马林鱼折腾得筋疲力尽时,孤独和无助渐渐攀上他的心头。
“要是小男孩在我身边就好了。”
“要是小男孩在,他就可以帮我往钓索上洒洒水。”(小男孩经常帮助老渔夫,不过书中所描写的这次航行小男孩没有去。)
海明威啊,作为作家的你,是不是对这种滋味了然于胸啊?外边漆黑一片,仍在一点豆灯下耕笔的你啊,独自一人,面对着无边夜色,是不是也像你笔下的圣地亚哥,独自一人漂泊在渺无人烟的大海之上,与自己的宿敌作着斗争?你的宿敌会是谁呢?是闪烁却又难以捉摸的灵感,是评论家尖酸刻薄的言语,还是……还是那知音难觅的寂寞?

渔夫和作家,冥冥之中如此相似。
上岸后,渔民们只能通过那只大马林鱼的残骸来想象捕鱼时的情景,而在捕鱼时,圣地亚哥只能把没有观众的坚韧和顽强展现给海洋;
读者们只能从作品中窥见作者内心的十之一二,却全然看不到在没有读者的一个个深夜,作者在一遍遍的自我怀疑和挣扎中细细地咀嚼孤独。
看上去简直是糟糕极了。每天安安稳稳上班打卡,拿着足以自足的工资,相较之下真是舒坦。但是:
能干这行当的,注定会像圣地亚哥在背脊将要被钓索勒断,双手被钓索勒得鲜血淋漓时一样,朝着无人的海面朗声高喊:“我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如果不是在内心的底部,深埋着一种使命,一团就算是海覆天翻也无法扑灭的希望之火,那又怎么敢伸出脚,踏入这种注定要独自走过一段阴暗潮湿的长廊的行业?
吴劳提道,圣地亚哥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古希腊悲剧式的英雄,是因为他做错了事。而他做错的事,是什么呢?在原文中就有,出自圣地亚哥自己之口:“或许我不该出海那么远。”
小男孩跟的另外一艘船从来不出远海,却常常能“交上好运”,捕到很多小鱼。
在近海虽然捕到的是小鱼,但是捕到鱼要容易得多,这点活了一辈子的圣地亚哥难道不知道吗?
但他偏要出远海,捕大鱼,哪怕一路都要被凶残卑鄙的鲨鱼攻击,哪怕最后只能拖回来一具只剩骨架的大马林鱼。
可悲吗?可悲。可笑吗?有点。他做错了吗?
那些聚在鱼骨旁边的渔夫们,惊叹于那鱼的尺寸,那咖啡店的老板为圣地亚哥感到叹息,多么熟悉啊,那鱼骨仿佛供人凭吊的寸寸青史,是那些不愿妥协,执意要出海远航的英雄们用血泪写就的。
我们大一的时候,有位嘉宾教授,告诉我们“要做难的但是正确的事情”。
当时我们还不是很理解,但读完《老人与海》,便豁然开朗了:圣地亚哥做的就是正确但是困难,只是正因为太艰难了,才会被误认为是错误。
故事的最后,圣地亚哥如耶稣受难般地躺在自己的屋子里,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把大马林鱼的残骸公示于世人,正如海明威完成了《老人与海》,把最后一部文化瑰宝交给世人后十年,在自己的度假别墅中饮弹自尽。十年的时间里,再无一部能与之前巨著相提并论的作品横空出世了。
所幸,小男孩还活着,圣地亚哥,或者海明威的精神已经某种程度上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