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注重两个节，一个中秋，一个春节。这两天年味渐重：载着回家游子的车辆熙熙攘攘的挤满了柏油马路；等待被挑选的商品换了红彤彤的喜庆包装挤挤挨挨的堆在一起；蹦蹦跳跳的孩子们在小区里掏出一两个鞭炮燃出声声脆响；勤勤恳恳的上班族看似有条不紊实则焦急万分的清理着手中的工作；贤良淑德的家庭主妇倒计时般的数着日子大扫除、蒸馒头、炸酥菜......确实，年来了。
年是仪式感。没有仪式感的生活太可怕。《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段关于仪式感的对白：“什么是仪式感？”小王子问道。“这也是经常被遗忘的事情。”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举个例子，女生经常会抱怨另一半总是不重视各种节日和纪念日。而男生通常会从实用角度出发，觉得这些节日没有什么差别，没必要在乎这么多。其实，对于大部分女生来说，重视一次次节日，并不一定要很贵重的礼物，而更多的是一种仪式：一餐特意准备的晚饭、一次精心安排的约会、一份温暖的小礼物，都可以让她们开心很久。对仪式感而言，感觉很重要，内容反而没那么重要。年的仪式感，是人头攒动的市集上的年货，是家门口张贴的对联和福字，是大扫除的辛苦，是大年三十的春晚，是年夜的饺子，是零点的鞭炮，是穿着大红色镶金的新衣服，是去亲戚家拜年时的大包小包，是打开压岁钱时的期待......形式主义虽不怎么棒，但总比懒得走过场要好。
对年的仪式感，孩童时期我既期待又抗拒。期待的原因很简单:有好吃的零食、有厚厚的压岁钱、有美美的新衣服，有长长的假期。抗拒的原因却相对复杂:父母一年到头不得闲，所以早早的我就要帮家里做家务，过年的时候还要代替父母给七大姑八大姨搬运工般的送东西。尤其畏惧的是看望亲戚时候的各种虚让，那时因为年幼不怎么会讲客套话，每次过节都是如临大敌般的扔下东西就走。后来长大了，翅膀硬了，父母再安排类似的活，闷着头坚决不干。大概因为那时候的叛逆，对于类似的场合现在我也是能躲就躲，情商完全没有培养起来。我们那里的传统是女性不能上桌子，过年家里来客人，我真正意义上的践行了别人坐着我站着，别人吃着我看着，处境甚是悲催，后来年岁渐长，地位渐长，风俗也日渐改变，来客的餐桌上终于有了我的一席之地。儿时过年我最最厌恶的是各种忌讳:比如不能扫地、不能拿剪子、不能乱说话……鲁迅《阿长与<山海经>》文中写到:“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印象我妈和阿长说话的方式一般无二，最常见的情况是我刚一张嘴，就被我妈一声呵斥压回去，大概就是怕小孩子说话口无遮拦，讨不了新年的彩头吧。
我虽像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喜欢仪式感，但过年的仪式除了团圆再激不起我任何的期待。对走亲访友的恐惧和厌恶感深深烙印到骨髓里，每逢过节倍感折磨，备好礼品，分门别类程序性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走一遭，全无闲话家长的悠然。不过虽是折磨我倒是挺理解这个习俗的，一个家族的人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朴树《那些花儿》中说的：她们已经随风吹走散落到天涯。散落各地，发芽生根的孩子们，久久不在亲人面前出现，血缘虽在，亲近感却会丧失。尤其是老年人，他们不像我们年轻人空余的时间被工作、家庭甚至于感情挤得满满当当，后辈们的拜访可能是他们节日最大的期盼。所以即便是累，即便是不愿，我还是坚持履行走新访友的仪式。不过这几年我却不能再坚持看春晚，小时候过年，春晚感觉就是春节的标配，不看仿佛这个年就过不去一般，一家老小摆上干果点心，等着春晚喜庆的音乐响起，街坊邻居也会串串门子，瓜子磕了厚厚的一地，大家边聊天边看，新年的钟声响起时我也会掐着点给几个要好的朋友拜年。后来我结婚了，第一年在婆婆家过年，四个人也是摆上各色干果等着春晚，小区间或零星的有几声炮竹声，却全然没有新年的热闹。半夜哥哥打来电话说没我在家过年大家很不习惯，感觉很冷清……再后来我就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开始不看春晚的了。赵丽蓉说：坐着不如倒子，好吃不如饺子。但我对这种老少咸宜的食品全然不爱，一年吃一次水饺都嫌多。过年却必然是要吃水饺的，还至少要吃两次，三十一次，初一一次，如果水饺包的多可能要吃很多天。老习俗初一水饺要凌晨吃，那时候人迷迷糊糊的基本胃口全无，大部分时候是吃一个倒头继续睡，现在大家起的越来越晚了，凌晨的水饺推移到了早晨5、6点钟，这对于我也算一件幸事。
年，越来越近。一年又一年，从指尖悄然流逝，不变的是日出日落的一年四季，变了的是日渐苍老的容颜，今年继续吟唱《难忘今宵》，预祝所有的亲人喜事连连。
